明清社会经济史

  • 会馆运营与清代旅桂湖南商帮的发展

    徐静琼;黄忠鑫;

    桂海碑林博物馆藏碑刻资料连贯记载了清代桂林城湖南商帮的地域构成、活动与会馆运营等情况,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旅桂湖南商帮的发展脉络。清初,湖南商民主要从事小本农产贸易,资本积累有限。迨清中叶,经营传统手工业、湘桂水道航运业、水面业及服务业的永州、衡州两府商帮日渐兴起,随后他们联合湘籍官绅创设了独立的同乡会馆,并通过完善神灵祭祀等制度,扩大会馆的商业功能。晚清时期,在“湘军援粤”“粤盐济湘”及衡永宝三府划属粤盐引界等新形势的影响下,宝庆、长沙两府人群势力迅速崛起,会馆发展日臻鼎盛。在此阶段,宝庆邵阳盐帮异军突起,成为清末至民国时期影响会馆建设的重要力量。简而言之,湖南会馆的这一发展轨迹大致反映出旅桂湖南商帮从中小行业走向垄断性行业的历史过程。

    2025年02期 No.173 1-1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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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私业”到“公产”:清代常熟地区的公产组织与土地控制

    赵思渊;

    清代江南地区的善堂、义庄等公产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构成了地方公共支出的一部分。清代中叶常熟地区的凝善堂、临海屈氏安济堂,以及杨氏义庄等案例显示出,善堂、义庄不仅具有慈善功能,也参与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这是清代江南地方政治的核心机制。地方士绅通过善堂、义庄实现大规模土地控制,则是这种地方政治结构的经济基础。善堂、义庄的内部管理存在着自治的结构,善堂、义庄在地方政府备案,士绅合议,雇募专业经营者,并与州县官建立半正式的协商机制。地方士绅通过将土地捐入善堂、义庄获得政治保护,并将“私业”转化为公产。同时,地方士绅也利用义田避税,这在清代中叶成为漕粮征缴中的严重问题。

    2025年02期 No.173 14-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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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文

  • 经济总量增加 但人均产出减少——再评明至清前期中国经济的所谓“斯密型增长”观点

    杜恂诚;

    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的定义是人均产出的增长,而明至清前期(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经济,在人口激增的背景下,总量产出增长,人均产出却下降,劳动生产率也同时下降,与斯密针对英国制造业论述的由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上升以及人均产出上升的理论是不相符的。因此,明至清前期中国经济的所谓“斯密型增长”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当时中国人想了很多办法来缓解人口压力,收到一定成效,但没能从根本上扭转人均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同时下降的局面。这些努力很难归结为市场分工。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分离造成了漕运等一系列运输和政府采购问题,也刺激了区域间生产差异的形成以及商品的民间流动。这也并非是自由市场分工的结果。当时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力度是很大的,并非自由放任,而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仍然非常困苦。

    2025年02期 No.173 28-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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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简所见西北边塞贳卖交易研究

    姚琴;

    贳卖交易的实质是买家免息赊购和卖家延期收款。西北边塞贳卖交易的特色在于戍卒与基层吏民为贳卖主体,交易商品主要为日常衣物与织品。官府通过贳卖名籍和债务名籍掌握交易的基本情况,并以此解决债务纠纷。戍卒的贳卖交易受到严格规范和限制,不仅体现了官府对贳卖市场秩序的维护,也反映了商品交易发展对边地经济的冲击和影响。

    2025年02期 No.173 35-4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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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代城市税征收活动中的市民与官府之关系

    王浩禹;

    宋代城市税收体系基本定型,市民阶层开始形成。围绕城市税征收,宋代市民与官府存在互动关系,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模式,具体表现为越诉、请愿、罢市、抗争、匿税、蠲减赋税等多种形式,实质上是宋代市民活动及其表达阶层利益的重要体现。从市民行为主体来看,越诉、请愿、罢市、匿税乃至抗争属于主动的互动形式,蠲减赋税属于被动的互动形式。市民与官府在城市税征收活动中的互动,表明了宋代市民力量的壮大和意识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也是宋政府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现。相较于唐代,宋代互动模式更多样,税权意识更强烈;而相较于明代,宋代相对温和。但与同时期的西欧相比,宋代市民运动主要停留在维护税收权益等经济利益的阶段,并没有提出政治诉求。中西市民运动路径的差异,是中西城市发展道路分流的重要原因。

    2025年02期 No.173 46-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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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私费到公款:清前期两淮盐课余银的产生与管理

    王嘉乐;

    清制,作为因特定公事起征的诸色杂费内存剩的银款,“两淮余银”的性质与“两淮公费”直接相关。顺康年间,两淮额外税费基本不入奏销,中央疏于监管,所谓“公费”实不过官、商之间的私相授受。由是,康熙朝后期内务府对盐课余银的吸纳,成为了两淮苛征加派的推手。此状况在雍正朝财政改革的过程中得到改善,随耗羡归公的持续推进,两淮杂项公费陆续裁减、归公,归公部分严格依额征收、按例动支。雍正年间,两淮公费已基本离开非正式的灰色收入地带,“余银”作为应征公费之节余,成为无碍正课征纳的额外收入。清前期两淮盐课余银的产生及其支销规章的变动,攸关盐课岁收的统计,以及皇帑与国库的财源分割,实为观察清代财政制度设计的重要窗口。

    2025年02期 No.173 57-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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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本、股俸与经营:再论清代晋商的合伙制

    王治胜;杨建庭;

    对于依事实成立、而不是依法成立的中国传统合伙制商号,在利用一些现代经济学相关理论、概念进行解释时需要格外注意。透过晋商合同文书研究清代晋商合伙制,须注意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合伙资本是合伙商号而非合伙人的资本,讨论范畴应围绕“正本”展开,其不仅包括货币资本,也应包含实物形态、劳动形态的资本类型,只要符合共享利润、共担责任的原则即可。第二,传统合伙制商号中的“股俸”,既有统计意义上的评估作价含义,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因此不应只关注其中资本与收益的问题。第三,传统合伙制商号中的经营方式是多元化的,可以从出资人或经营者的视角分别对其进行区分与界定,史料中的相关概念并不等于学理上的概念。整体而言,以晋商“股俸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合伙制,表现出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特征。

    2025年02期 No.173 69-8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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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代中国长江上游预货交易研究——以江津档案为中心

    娄敏;

    预货交易体现了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高度融合的关系。卖方利用预货缓解资金压力;买方购买预货后再转销各地,获取因时间差而产生的利润。这种银货不同步的交易行为隐含着较大的市场风险,导致纠纷频繁发生。比商会更具执行力的地方政府,通常按照金融市场中的借贷原则审理预货交易纠纷。其审理办法延续与彰显了传统中国县级政府力争尽快“息讼”的基层治理逻辑,虽有助于终止纠纷,但却阻碍了预货交易的有序发展,扼杀了预货交易向期货交易转变的可能性,最终迟滞了现代中国期货市场的形成。

    2025年02期 No.173 87-10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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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国时期湖北厘金征收制度的演变(1912—1930)

    罗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为收揽人心宣布废除鄂省百货统捐等苛捐杂税。然以财政困难之故,1912年初军政府又将统捐规复为过境销场税。新税开征之后,遭遇多种问题且收数短绌,所以1915年时任湖北财政厅长胡文藻主持对税章进行修订,将税率由值百抽二改为值百抽三。尽管此举遭到汉口商界的强烈反对,但新章终究得以施行,并为后来者所继承。1926年北伐战争导致政权更迭,由于财政入不敷出,北伐军遂又实行投标与征收改现政策,但因投标实与包税无异,故商民反应冷淡,而征收改现则得以顺利推行。惟以时势之关系,此项税收弊端仍多,故而张难先在1928年就任湖北省财政厅长后又将其改办为统税。经此整顿,湖北统税收入大增,并成为省财政的重要命脉。但随着南京国民政府裁厘征营法令的颁行,湖北各统税局于1930年底悉数裁撤,厘金制度走向终结。

    2025年02期 No.173 101-1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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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面抗战时期大川实业公司在地化研究

    黄河;李玉;

    大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由全面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大中工业社公司改组而成,常设针钉、机器和石棉三个制造厂。为适应战时后方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大川公司拟定向西南发展的计划。首先,公司吸收本地企业的投资,解决企业在重建过程中的资金需求,谋求资金来源的在地化。其次,以战时后方需求为导向,利用当地丰富矿产资源新设石棉厂,寻求主营业务和原料来源在地化。再次,以本地企业为主要销售对象,通过多样化的推销方式建立直销网络,实现销售市场在地化。大川实业公司在企业资金来源、主营业务与原料采购以及销售方式多方面的转变,不仅体现出内迁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适应后方社会经济环境的在地化经营策略与具体措施,同时展现了民营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生产经营灵活化的特点。

    2025年02期 No.173 119-13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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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议

  • 市场理路与宋金元明货币格局演化的逻辑——王文成等《宋金元明时期的市场发展与货币流通研究》读后

    邱永志;

    <正>货币金融学界关于货币的界定,逐渐从表现交换价值的特殊等价物转变为抽象的信用符号或未来索取凭证,~((1))其所具有的核心功能如记账单位、交易媒介与价值储藏等虽被广为认可,但是关于货币的本质,一直众说纷纭。在中国传统社会,亦有一套独具特点的货币叙述逻辑。在该叙述框架中,货币除了作为市场交易媒介、计价尺度之外,更多地是被视为体现政治权威、执行财政支付与资源再分配的政策工具和手段。

    2025年02期 No.173 132-1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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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财政到经济的新篇章——《“大分流”视域下的清代经济发展模式(英文版)》评介

    蓝迪;熊昌锟;

    <正>自21世纪初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理论对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差异化发展做出开拓性的诠释后,~((1))有关中国近现代发展道路独特性的讨论也拓展至各个领域,国家能力如何塑造长期发展也始终是讨论的重点议题。国家能力离不开财政,政府如何汲取、如何利用财政收入来干预经济发展以及形成干预经济的不同动机,成为中西方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一项重要差异。在2013年出版的《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和2017年陆续出版的《清代财政史四种》之后,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在近现代发展道路上的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倪玉平在2023年出版了新作《“大分流”视域下的清代经济发展模式(英文版)》。~((2))

    2025年02期 No.173 138-1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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