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金花;
大地湾是我国黍种最早的发现地之一，仰韶时期逐步由黍粟为主转为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体系。马家窑文化时期，形成了粟黍为主，水稻、大麻、麦类、豆类为辅的多种作物种植体系。齐家文化时期，促进了粟黍等旱作农业多样化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大地湾、马家窑、齐家文化原始聚落都表现出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野生动物狩猎和植物采集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形态。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展现出种植和饲养比重逐步提高，狩猎和采集比重逐渐降低的发展趋势。原始农业的产生得益于自然环境的优越，全新世大暖期相对湿润的气候促进了农业种植的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占主导作用的食物获取方式，促进了人口增加和聚落规模的扩大。锄耕工具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加，制造技术的不断精细，促进了原始农业生产结构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进步。甘肃地区原始农业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相互交流密不可分。
2024年04期 No.171 28-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68K] [下载次数：39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李丹;张申;
政策试验在当代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关中国政策试验的研究多认为中国的政策试验始于近代，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国学说的影响。文章着眼于经济改革中的政策试验，围绕“试点—推广”这一核心内容，对中国古代的政策试验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分析，并开展了同历史时期的国际比较。研究显示：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政策试验，呈现出了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即先秦时期的萌芽、汉唐时期的形成、宋元时期的完善和明清时期的转型四个阶段。与西方的政策试验相比，中国古代的政策试验长期处于一个相对领先的地位，这与中国古代以大一统为核心的制度基础，敢于实践、勇于探索的进取精神以及经验认识持续传承的思想文化紧密关联。
2024年04期 No.171 38-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00K] [下载次数：49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12 ] - 景凯东;
互市作为古代中原王朝和周边政权之间一种常见的交往方式，既有其以物易物的经济性一面，也有维系双方关系的政治性一面。互市的政治性特征决定了在发生纠纷时，双方的态度会随战略局势和自身政治需要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王言材料记载的发生于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的唐与突厥互市纠纷中，唐朝先是因突厥可汗新立而予以特例优惠并申明自身底线，后因突厥东征归附唐朝的东北两蕃而滞留其使者、马匹，最终因东西两线的边境危机选择答应突厥的请求以维系双方关系，这些都反映了战略局势变化对唐代互市活动的影响。但即使在其他战线有过摩擦，唐与突厥在形式上仍试图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解决争端，体现了古代中国的政治智慧。
2024年04期 No.171 55-6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01K] [下载次数：28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2 ] - 林建;
北宋时期黄河下游频繁决溢与河道迁移，致使黄河下游河道所经的河北、京东两路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水灾频发，民众流离失所。然而政府因财政匮乏，无法采取持续有效的救灾措施，进而将赈济与职役负担转嫁于富民阶层，使得黄河下游地区的富民阶层在灾荒与剥削的双重压力下丧失了参与基层社会建设的热情，区域社会也在富民阶层的消极态度下难以应对水灾的侵蚀，最终走向衰败。
2024年04期 No.171 64-7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04K] [下载次数：18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周坤;
咸鱼是珠三角乡民日常饮食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从广东省档案馆藏九龙海关档案可以看到，近代咸鱼流通的身份在商人的推动下屡次生变。清代中后期以来，经香港输入珠三角的咸鱼多由民船、以“土货”身份流入内洋。广九铁路开通后，经火车运往内洋的咸鱼多以“洋货”身份流通。“洋货”的身份降低了来自香港的咸鱼在流通环节中的阻力，却也在历次提倡国货与革命运动中使咸鱼成为众矢之的。到20世纪30年代，港澳咸鱼商人为减少纳税，以巧妙说辞将香港咸鱼建构为“国货”。近代珠三角咸鱼身份不断重构的故事，展示了以省港为中心的珠三角区域市场的复杂跨国流动机制。
2024年04期 No.171 75-8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56K] [下载次数：29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郝平;周超宇;
义合长记是在多伦经营批发业务的中等旅蒙商号。在外蒙古宣布“独立”并引发战争后，草原地区局势失序，作为汉蒙商道重要中枢的多伦亦未幸免。在商路不通、资金紧缩、军需重税、物价高涨等外部因素与呆账过多、投资失利等内部因素交织下，该商号陷于经营日艰、周转受滞、亏赔严重、汇兑难通的生存困境。为重振号务，义合长记积极采取清理对外债务、巧妙回收欠款、拓展经营范围、恳求东家注资等措施，但其努力终归失败，于民国六年彻底歇业。从此个案可以管窥民国初年中小旅蒙商号的普遍遭遇。
2024年04期 No.171 86-9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38K] [下载次数：26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康金莉;
县乡区域性纸币，是指在正规货币制度之外，由经营性机构或管理部门发行，在县乡小范围区域流通的纸币券，俗称“私票”。民国前期，由于乡村商品经济发展加速，正规货币制度不完善等，华北地区县乡区域性纸币发行与流通达到鼎盛。考察民国初期至法币改革前后华北县乡区域性纸币发行与流通状况及演变，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民国前期，华北农村商业化程度提高，正规货币制度供给不足，以及集镇经济、农村钱庄业迅速发展，为县乡区域性纸币长期盛行的诱致性制度因素。区域性货币弥补了正规货币不足，适应当时商品经济发展需求，但亦成为扰乱市场的不稳定因素。其次，钱票并非一种完整独立的纸币制度，始终作为正规货币制度之外围与附庸而存在，随正规货币制度的逐步完善渐居辅助地位。再次，基层管理机构对县乡区域纸币发行与流通，经历了由“堵”到“疏”再到“发行”的角色转变。
2024年04期 No.171 99-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98K] [下载次数：24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