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和荣;张娜;
贫困问题一直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西汉时期,为了维持政治统治,统治者实施"道民""假民""赋民"之策,扶持贫民开展正常的生产生活,实施了互为补充的减贫政策体系:朝廷与地方立身引导,促进"道民以防贫"的形成,奠定了减贫政策基础;假贷贫民生活生产物资,推动"假民以扶贫"的产生,形成了减贫政策支柱;给予贫民基本的生存资料,促使"赋民以济贫"的发展,补充了减贫政策措施。作为早期保生存的民生建设之策,西汉时期的这些政策措施蕴含着传统社会民生治理的基因,对当下开展脱贫攻坚以提升和保障民生水平事业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2021年04期 No.159 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K] [下载次数：65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3 ] - 王旭送;
唐代西州高昌县为解决人地关系矛盾采取了隔地授田措施。高昌县进行隔地授田的田产除了来自部分官田(包括移户之田)之外,还来自居民在异地拥有的田产。高昌县隔地授田分隔县授田与隔乡(城)授田两种,隔县授田在柳中县、交河县、天山县、蒲昌县地界均有分布。高昌城居民提供土地的许多周邻县、乡(城)亦面临土地缺乏问题。政府在隔地授田的分配上采取了公平、便利、世俗优先的原则。隔地授田的授受权属高昌县,所有权归土地所在县。
2021年04期 No.159 10-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1K] [下载次数：34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1 ] - 苏金花;
唐五代敦煌地区日常生活和丝绸之路贸易中大量使用、消费、流通丝绸。丝绸是敦煌世俗家庭财富的重要体现,也是官府及民间纳贺、纳赠、捐施等人事往来的重要礼物。寺院和僧人大量的丝绸及丝绸衣物多来源于世俗社会的捐施,是寺院及僧人的重要财产。敦煌地区流通的丝绸,既有敦煌所产,也有从中原内地以及西域外国输入。这些丝绸在日常生活中和丝绸之路贸易中不仅作为商品使用和消费、流通,而且作为一种货币的等价物,一种价值尺度,以及货币本身而流通。承担此种货币功能的,主要是丝绸中的生绢。丝绸作为一种货币在市场上流行,既是唐王朝"钱货兼用"的政策体现,也是唐五代敦煌地区日常和丝路贸易中实物货币支付普遍性的具体反映。
2021年04期 No.159 20-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6K] [下载次数：60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2 ] - 黄纯艳;
南宋财权分配制度中地方政府所得财权常不足以应付事权责任,需要采取多种手段筹措财力。吴潜利用其庆元知府兼沿海制置使一身两职的不同职权和责任,充分运用财政制度。以领属定海水军名义将负责中央财政征调的通判部分财权,如经总制钱征调转移到沿海制置司并加大力整顿,同时沿袭以往扩大地方财权的多种手段,应付其庆元知府的职责,取得显著治绩。南宋不同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存在差异,但吴潜对财政制度的运用反映了地方官员因应财政制度,实施地方治理的某些共性。
2021年04期 No.159 29-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1K] [下载次数：61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1 ] - 刘振刚;
清代山西农村庙宇营建时,工匠和非技术性劳力或是义务工,或是雇工,或是二者的混合。材料运输有雇人搬运、雇人赶车拉、车马义务出工及多种方式混合。建材、地基或购买,或接受布施,材料也能生产制造或用旧材料,或多种方式混合。方式的多样性,能最大程度保证工程所需。广大村民是农村庙宇营建的一大股义务劳力。
2021年04期 No.159 38-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5K] [下载次数：33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1 ] - 许存健;
清代咸同时期,为了应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财政危机,咸丰四年(1854)户部设立捐铜局收捐铜斤用于铸钱,该局也收捐银钱以增加财政收入。捐铜局的收捐价格较各省低20%,咸丰末年户部又增设垄断性捐例,以在收捐中获得优势,但从同治初年开始逐渐收回捐例和提高捐价以澄清吏治。户部一方面利用捐铜局收捐以补充部库和吸引商人运米赴京,同时利用货币组合来推动新发货币的流通和回收。捐铜局降价引起各省不满,纷纷要求仿照推行,进而导致捐价的普遍降低。咸同战时体制下,捐铜局一方面成为户部维持财政运转的重要机构,另一方面在财权竞争中也导致捐价的下降,是晚清捐输泛滥的重要原因。
2021年04期 No.159 48-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2K] [下载次数：42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2 ] - 盛海生;周晓光;
晚清徽茶外销"挂洋旂""易引为票"贩私和"着色"作伪"问题"严重,根源在于政府执行双轨税制以及华茶外销经历"运销竞争"至"压价勒索"的巨大转变,茶税征收却未能及时调适,捐厘呼裁无果。期间,户部为解决部库竭蹶,茶税征收试图免厘增课,却制度性地压缩了茶商和地方官宪利益。在此过程中,整治体现在制订"三倍议罚"章程到厘定"捐厘分征"新章,由"切断源头"到"源末并举",而茶商则经历"逃避捐厘"到"力保捐厘"至"呼裁捐厘"的变化。这一方面反映了晚清政府税率无法自主确立的事实和"协定税则"对中国商业的冲击;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背景下,徽州茶商转型过程中遭遇"阵痛"及自身不足。
2021年04期 No.159 58-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0K] [下载次数：77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4 ] - 荣晓峰;
废两改元是由国民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在天津以废除关平银、行化银等虚银两和将化宝银改铸成孙像新币为主要内容,传统金融组织炉房和公估局随银两制度解体而消亡,拨码制度脱离银两制度框架而被纳入银元制度体系之内。废两改元引发天津金融市场重构,对天津货币兑换市场、国内外汇兑市场和票据清算市场均产生重要影响。各利益集团基于获利动机展开较量,"银两集团"与"银元集团"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之间、中国与外国势力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博弈,各方势力也发生深刻变化。天津的废两改元展现出近代区域金融中心银两制度解体的过程,是考察近代银两制度消亡的较好案例,也是全国"紧跟型"币制变革的典型代表。
2021年04期 No.159 74-8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2K] [下载次数：83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