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昊;
宋代四川地区形成了成都平原与四川盆地中北部两大蚕桑丝织业产区并驾齐驱的局面。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当地的民户生计,不仅耕织结合的生计方式更加普遍,而且随着人地关系的变化,一些农民开始脱离粮食生产,转而以经营蚕桑丝织为生,民户的生计方式更加灵活多样。蚕桑丝织业在民户生计中的地位凸显,与当地民户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通过蚕市可以了解成都地区民户的生产节律、与市场关系,以及信仰习俗等日常生计安排。不过由于宋朝在四川地区征收大量的丝织品供应西北军需和奢侈消费,当地民户负担沉重,生计状况并不乐观。
2020年01期 No.152 1-1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6K] [下载次数：62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8 ] |[阅读次数：1 ] - 韩强强;
在清代陕南山地垦殖的案例中,根据"环境应对"分析出玉米的引入使适应性利用山地环境更加可能,酿酒、饲猪的对策使建设性治理环境顺利进行。但"环境应对"分析法无法评判森林削减、水土流失、水患频仍以及社会环境扰动等农垦结果,也就难以实现环境史所重视的历史评价功能,故必须引入"环境理性"概念。在"环境理性"视角下,山地垦殖的结果被作为历史警示来郑重审视。"环境应对"与"环境理性"相结合的分析手法,是在经济史研究中完全实现环境史视野的有益路径。
2020年01期 No.152 14-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7K] [下载次数：57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2 ] - 马烈;李军;
本文借鉴《国富论》中对社会劳动的划分,从社会群体从事职业不同的角度出发,将清代中国的社会群体区别为生产性群体与非生产性群体;同时借鉴"广义功能性收入分配"的研究思路,利用统计与描述的研究方法,参考珀金斯对中国农业发展相关数据的估算方法,在对现有相关研究成果解读与引用的基础上,对清代中国多个群体的收入分配情况进行了估算。本文认为,世界工业化前夕中国不同群体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启发当今社会要重视实体经济和保证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
2020年01期 No.152 21-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6K] [下载次数：46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2 ] - 郭永钦;
清代地方钱粮奏报体例格式在明代钱粮征收册籍基础上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规范的式样,而目前研究仍较少涉及钱粮数据对应其他原始史料的文本传抄关系。本文主要通过对比奏销册、《赋役全书》、地方志、钱粮册与征信册等文本的标准化体例格式异同,梳理出奏报体例在明清时代起源、嬗变过程中的特点,以及各种文本间的相互关系。指出钱粮已未完考成分数的出现与考成制的结合是清代钱粮奏报的重要特点。各类钱粮记录文本不仅只存在单向的传抄关系,也存在着双向传抄的可能,体现了地方上在撰写钱粮奏报时不仅可能参考《赋役全书》中已有的款项信息,同时在原有《赋役全书》文本遭到破坏、重新修订时,亦可能参考现存奏销册数据。
2020年01期 No.152 36-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91K] [下载次数：80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0 ] |[阅读次数：2 ] - 韩燕仪;
在清王朝规定的"随时价而销售之"、官员调控的盐价原则下,雍正元年三月湖广总督杨宗仁核减湖广盐价,由此引起一场盐务风波。这场风波一方面体现于两淮巡盐御史谢赐履和湖广总督杨宗仁在政治上的纷争,进而引起清廷对湖广盐价的两度核定,另一方面则体现于两淮盐商与地方势力运作引起的汉口食盐供需失衡,盐价飞涨,盐市混乱。雍正二、三年揭发的黄叔琳定价受贿案和部议盐价受贿案显示,两淮盐商通过官商之间的金钱、人际关系对两次朝廷定价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这一系列事件揭示清代盐价的制定呈现出结合市场和行政等多种力量共同运作的机制,而政商关系在此次湖广盐价制定中具有突出意义。
2020年01期 No.152 48-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5K] [下载次数：62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3 ] |[阅读次数：1 ] - 王昉;张铎;
民国时期是中国铁路建设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产生了诸多如何发展铁路的讨论与思考。其中,如何规制铁路以促进铁路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1912-1927年间,学者们在西方铁路建设经验的影响下,基于规制公共利益论和部门利益论,围绕政府是否应该进行直接规制,分为"国营论"和"民营论"两种意见,但这两种观点均无法解决铁路公益性与发展速度之间的内在矛盾。1927-1937年形成了"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并行的思想,通过"国有为主、民有为辅"的铁路政策,试图解决铁路发展的现实性约束并实现公益性。本文考察民国时期铁路规制思想的演进历程,通过对铁路政策变迁的梳理,期望分析政策思想演变背后的逻辑,并深入地理解政府在近代铁路发展中所起作用,也为当前铁路进一步改革提供历史镜鉴。
2020年01期 No.152 61-7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12K] [下载次数：49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1 ] - 姬凌辉;
生物制品既是面向市场的商品,也是政府用于防治疫病的重要医疗资源。中国近代本土生物制品的研制与经营,肇始于民国时期中央防疫处。该处是当时国内最重要的生物制品产销机构。从1922年起,该处开始对外售卖自制生物制品,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公私结合"的产销模式,其开设在各地的经理处成为全国销售网络的重要结点,却仍有很大的区域分布局限性。然而较低的"出厂价"和较高的"经销价"并未产生巨额利润,加之"关厘征免"与"折价出售",均表明该项事业基本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究其缘由,"公义"与"公利"的两难平衡往往造成生物制品的实际售价不完全遵从市场规律,因此理解此类问题应当从经济、卫生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入手。
2020年01期 No.152 72-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45K] [下载次数：73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8 ] |[阅读次数：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