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厚杰;
大运河是唐代物资转输的主要水路通道,运河的水情与航情关乎唐代国计民生,但是,唐代运河水道长期存在易淤、水浅等航行困境,故兴建和维护运河工程成为唐代政府经济管理要务之一。本文借鉴"成本-收益"的研究视角,以唐代运河工程的兴建和维护为中心,考察运河工程的人工、物料等经济成本和生态环境、百姓赋役等社会成本,探究唐代政府、官员、公众等不同参与主体所得收益,并尝试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厘清唐代不同时期运河工程效益波动,剖析唐政府运河工程决策的影响性因素,揭示唐后期运河工程经济效益低下与运河工程数量激增这一"悖论"出现的历史动因。
2018年03期 No.146 1-1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90K] [下载次数：57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2 ] - 武绍卫;
敦煌僧众"居家过活"被视为敦煌佛教世俗化的重要表现,关于为何会出现如此现象,李正宇等先生认为源于吐蕃佛教等原因,但这实际上是过于突出敦煌的独特性了。当将整个唐帝国后期的佛教发展纳入考虑范围,便会发现居家并非敦煌一地独有的现象,诸如山东等地亦是如此。多地出现僧人居家现象,实际上是僧团严重膨胀、寺院经济衰退,以及地方僧众与世俗家庭关系不曾分割等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2018年03期 No.146 14-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5K] [下载次数：50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 ] |[阅读次数：1 ] - 高莹;
泰山由于众多神灵的存在,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在此处有着不同形式的朝山进香活动。民间的进香行为,更多地是借助于香社这类进香团体。现存的宋代香社碑铭表明,宋代是泰山香社的发展阶段,此阶段除了继承后晋香社的基本社内建置外,还出现了船户(贾)作为施捐主体的香社,并且逐渐形成了明清时期香客来源的核心区域。碑文中留有捐款数额的信众,可以称之为相对富裕的人群,而并非普通百姓。
2018年03期 No.146 22-3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71K] [下载次数：33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1 ] - 邱永志;
明初统治者建立的货币体制(单一纸钞、禁金银、禁铜钱等制度)对明代货币流通制度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影响。囿于资料运用的局限,以及对钱币出土状况挖掘的不充分,不少人对明前期的禁钱政策缺乏深入了解。通过文献材料与考古出土互证可知,明前期的禁钱政策不仅持续时间长、初期范围波及广,执行地也较为彻底,对明钱的铸行运转、流通分配、技术承继等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通观全局而言,明前期的禁钱政策或构成有明一代国内钱法不振、通货不足、信用缺失、货币出现替代转型的直接原因之一。
2018年03期 No.146 32-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0K] [下载次数：78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7 ] |[阅读次数：2 ] - 任智勇;
为改变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清政府财政体制的混乱局面,度支部于光绪三十四年底借预备立宪之机酝酿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在直接插手地方财政和继续由地方督抚掌控财政的两种取向之间,度支部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派出财政监理官,协同地方官员清查各省财政。在选择这些监理官时,度支部尽力搜罗了国内的理财专家和本部门的优秀中级官员作为各省正监理官,并派出相对年轻的副监理官辅助他们。这样的人员结构是使清理财政得以较为顺利推行的因素之一,其结果是使清朝政府第一次对国内财政情况有了相对准确的了解。监理官们在民国成立之后多继续就职于财政部门,并成为中坚力量。
2018年03期 No.146 45-6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6K] [下载次数：41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1 ] - 水海刚;
近代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发展,背后最大的推动力源于来自南洋的华人移民企业家群体。从地域经济圈的角度而言,华人移民的移动与聚集是环南中国海地区长时期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主题,它与近代中西碰撞、交流的历史格局并行不悖,在一定程度上,近代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开辟成为环南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近代演变的契机。以此而言,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租界的讨论似仍有再探讨的余地与空间。
2018年03期 No.146 65-7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1K] [下载次数：47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1 ] - 郭莹;杨洋;
包工制是中国近代工业化中一种重要的劳动组织和生产方式。它来源于西方工厂制,与中国本土的"把头制"融合在一起,形成"把头包工制"的生产方式。汉冶萍公司主要生产组织方式即为把头包工制,采用工头制的管理方式,因其对公司管理的简便易行而得以长期存在。它与晚清民国时期社会的宗族、士绅、商会、帮会等社会组织融合在一起,并植入了这些组织的管理方式,在汉冶萍公司的劳动管理中发挥了特定作用。20世纪20年代汉冶萍公司包工制曾一度废除,产生了合作制和领工制的新的管理方式,其本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一场新质与旧质之间的冲突和较量。它既是近代工人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公司用工管理制度变革的探索和尝试,其变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旧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也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艰难与曲折。
2018年03期 No.146 75-8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6K] [下载次数：38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2 ] |[阅读次数：1 ] - 杜恂诚;
所谓市场整合,应该是指各地要素价格相等,或趋同。这并不符合近代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近代中国市场的区域性价格差异明显,而且没有证据证明其有缩小差距的趋同趋势。就中国近代货币市场而言,各地货币标准紊乱,充分体现了市场的分割性。市场的分割表现为以血缘、地缘和业缘基础上的分割,更表现为行政性分割。此外,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也是造成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对1921年1月至11月上海、汉口、镇江、苏州四城市旬平均银拆和洋厘数据,以及1921年1月至1922年12月上海和苏州两城市的旬平均银拆和洋厘数据的相对价格和离散系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表明:即使是在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的大城市之间,货币价格仍基本处于分割状态;对于1932-1937年上海、汉口、宁波、杭州、重庆等五城市年平均月息的相对价格和离散系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也无法得出市场整合的结论。
2018年03期 No.146 85-10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14K] [下载次数：98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2 ] |[阅读次数：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