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海洋;
金玉局是元代重要的官营手工业机构。其匠人的最初来源,是元世祖初年从蒙古故地迁徙到大都的工匠;元灭宋后,一批战俘和童男被元政府征为匠户。至少在元仁宗皇庆年间以后,大都城的金玉局设于金城坊的法藏寺,大致位于今北京的金融街广场一带。元代金玉局官员仕途上只能在本系统内迁转,几乎没有跻身权力中枢的可能;金玉局工匠境遇也不理想,以致有改名换姓骗取官位者。通过分析、研究出土和传世的金玉局相关石刻文字资料,可发现金玉局工匠广泛参与了元大都及其周边地区的很多地方文化事业。
2018年01期 No.144 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86K] [下载次数：25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1 ] - 吴琦;何晨;
"民折官办"是清政府针对漕粮征派的一种政策变通。清代征漕"例不改折",但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具体问题,清政府在一些特殊地方实行"民间折征,官为采办",并渐次推广;康熙时施行于河南,乾隆时推行到南方州县。然而清代政策变通具有守旧中求变、施变中仍旧的特点,因此"民折官办"的实行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在不变旧制、朝廷利益至重的前提下,原额不可变,本色上纳不可废,故此变通所带来的解决问题的成效十分有限。又因变通的目的在于完额,中央和地方均寻求简单可行的办法,故难免出现脱离实际等状况。最终在漕粮征派需要彻底改革时,"民折官办"未能成为改革的有效借鉴。"民折官办"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清代政府政策制定、实施及变通的特点。
2018年01期 No.144 11-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52K] [下载次数：70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9 ] |[阅读次数：1 ] - 黄玉玺;胡鹏;李军;
粮价波动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广泛,但对各社会阶层群体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一般而言,粮价对低收入群体影响较大,粮价上涨会导致其生活水平下降。基层公职人员作为社会管理体系的基石,粮价上涨对其生活状况的冲击,将直接影响着清代社会安定与政局走向。本文利用《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清代粮价资料库"与方志资料,分析了1771-1911年的主要粮食价格与基层公职人员粮食购买力,结果发现,北京地区粮价整体呈上涨趋势,而基层公职人员的薪资长期未变且水平较低,降低了其粮食购买力,难以维持个人口粮需求,更无力供养家庭。粮价上涨与薪资低下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胥吏的寻租行为日益剧烈,动摇了清政府统治的社会基础。
2018年01期 No.144 27-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87K] [下载次数：89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1 ] |[阅读次数：1 ] - 史若民;
19世纪20年代之初,第一家山西票号日升昌成立时,就实行了完全彻底的两权分离制度。它的资本组织就是股份制。它的源头是明代晋商的伙计制、东伙合作制,与西方殖民主义的经济渗透没有渊源关系,很有中国特色。其先进性在于:无论是资本的股份制、还是资本所有权与资本经营权的两权分离,抑或是人才资本股(即身股)等,都走在世界前列。尤其是其组织原则在引导社会良性发展方面创立了一项社会良性循环发展原理。至今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依然具有非常先进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2018年01期 No.144 38-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87K] [下载次数：50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1 ] |[阅读次数：1 ] - 马长伟;
民国时期,中国的银行业普遍采取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1921年侨商黄奕住创立"中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采取两权分离的治理模式。基于委托代理机制下"道德风险"的存在,1938年,黄奕住家族收回了中南银行的经营权,中南银行成为两权合一的家族公司。中南银行治理模式的变迁表明,依赖外来资源,引入非家族经理人的企业,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具有风险性和不稳定性。如何培养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成为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难题。
2018年01期 No.144 47-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62K] [下载次数：55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 ] |[阅读次数：1 ] - 丁丽;
本文以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对天津市纺织工人的调查报告为主要依据,试图通过对工人的劳动时间、劳动环境、工资收入、生活费分配及其衣食住等因素的考察,探析民国时期天津纺织工人的劳动与生活状况。
2018年01期 No.144 58-6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98K] [下载次数：87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9 ] |[阅读次数：1 ] - 杨田华;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盐政建设是国家政权建设在盐政领域的体现,其核心是中央政府加强对全国盐务的控制,最终目的是提高国家盐税收入。本文从国家盐政建设这一新的角度,以1937-1939年川北盐场改革为例,侧重以垣正为首的盐场地方势力与国家盐政之间的互动与角力,来审视南京国民政府的盐务改革与变迁。由于官方的经费及人员投入不足带来了盐场管理的困难,地方实权人士趁机操控了基层盐政,为国家的盐政建设带来了重重阻碍。盐场官方与地方势力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失衡,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官治"与"自治"的矛盾,是民国时期国家盐政建设的痼疾。本文对于理解民国时期的盐场盐政以及四川区域社会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经纪人研究也颇具启发意义。
2018年01期 No.144 66-7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14K] [下载次数：43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2 ] - 王科;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国共两党各自在其权力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合作运动,动机虽不完全相同,但确立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政府权威却是共同的目标之一。比较之后可以发现,尽管在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层面,边区政府并未比江宁合作做出更大的成绩。然而,在制度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这两个层面,中共的合法性构建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中共牢固地控制了当地的权力及其运作模式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国共两党在乡村社会合法性权威构建的不同结果多少也预示了两党的不同结局。
2018年01期 No.144 75-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48K] [下载次数：32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