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德贵;
对财政收支的监督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经济运行的稳定。监督的目的在于了解各级财税部门完成收支的情况,保障国家财政收支基本资料的准确性。汉代财政收入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与税收密切相关的垦田数量和户口情况审核上。秦汉时期国家虽然每年有一定的财政收入,但政府要承担的财政支出也多,并且在支出过程中又容易滋生支出不合理、官吏贪污腐化等问题,从而导致国家财政税收的严重流失。另外,财政监督立法是国家财政运作过程的核心环节,法律制度是保证国家财政机制正常运行的前提。
2006年04期 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0K] [下载次数：51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1 ] |[阅读次数：2 ] - 陈明光;
综合分析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本文认为汉代“乡三老”具有官方身份但又不是纯粹的吏,他们通常颇有资财,有相当的文化和议政能力,在当地较大的地域范围内对民众有号召力,因而是乡族势力的代表人物。汉朝建立“乡三老”制度,旨在笼络和利用乡族势力的代表人物,让他们从政治和文化习俗方面帮助国家维护乡村统治秩序,从而加强国家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控制。
2006年04期 9-1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1K] [下载次数：102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9 ] |[阅读次数：1 ] - 汪毅夫;
本文罗列清代福建救济女婴的育婴堂及同类设施之相关史料,并论述其相关问题:上承的历史传统、因应的社会问题、早期的推展状况、官方的主导作用以及祀神、侨捐、贺钱、抄产等特殊事项。
2006年04期 14-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5K] [下载次数：75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4 ] |[阅读次数：1 ] - 陈学文;
土地买卖和地权转移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经常发生的经济、社会、法律的民间事务,到了明清时代,逐渐进入法制化的程序,政府介入地权的转移,并制订了一系列法律制度。现存的土地买卖契约文书样张,见证了明清时代土地买卖的程序。清道光三十年山西徐沟县王耀田契(私契、官契、契尾)最为完整地保存了历史真实面貌,为研究明清田契和地权转移的重要资料。
2006年04期 23-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9K] [下载次数：110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3 ] |[阅读次数：1 ] - 汪崇筼;
依据合墨及相关史料,可勾勒出徽商创业的曲折经历,以及经营的特点。由同和、兆成盘单可知,这是两个在购销环节上,均采用预付款制的商业字号;在多数情况下,其资本年利率在10——20%之间。亦盛升字号则采用赊销制。该字号于同治十年年终被客户拖欠的银两,已超出字号所具备的正本总额。但该年度字号的资本利率仍达20%。帐单是徽州商业文书中一个难以阅读的部分。通过对三份不同帐单的探讨(其中一份无名帐单可能是草稿),相信对阅读徽州商业文书有一定帮助。
2006年04期 28-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56K] [下载次数：54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8 ] |[阅读次数：1 ] - 吴琦;肖丽红;
清代作为中央与有漕各省漕务联系的“桥”,漕运总督没能发挥应有的中介人优势,反而陷入了社会关系学上的“齐美尔连带”中,受双方规范和习惯的束缚,失去了制度给予的自主。督漕过程中,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仓场侍郎之间分工合作,责任连带。但这种共同利益也造成他们之间职权的重叠。总漕在与他们的合作与竞争中被不断分权。作为漕务官员体系的代表与发言人,漕督反而被属下官员所控制和利用,以至于常成为一种莫名的角色。此外,清中叶以后历任总漕素质上的缺陷,也使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名不副实,地位与作用日渐下降。由此,朝廷中出现了“总漕无用论”及“废漕督”的声音,不仅表达了一些官员对漕运总督及其代表的漕政的失望,同时也是对朝廷政局、整个官僚体系的批评。清代中期以后漕运的政治生存状态反映出国家状态、政治格局、官僚系统的行政效率以及社会的变动趋势。
2006年04期 39-5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62K] [下载次数：99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9 ] |[阅读次数：1 ] - 李传斌;
教会医院是具有慈善性质的传教事业,它在产生之初即实行免费的慈善医疗。实行收费制度后,许多教会医院还实行多种形式的慈善医疗。与此同时,教会医院在疫病发生积极进行救济活动;战争期间,积极进行红十字救济。这些慈善救济活动虽有传教上的考虑,但在近代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06年04期 5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1K] [下载次数：181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7 ] |[阅读次数：1 ] - 田永秀;
19世纪70、80年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代股民。对于股票及股票交易,他们并不十分了解,最初多是怀着“立地致富”的心态走进了股票市场,演绎了股票交易最初的狂热。但股民们对股票交易潜在的巨大风险缺乏相应的心理准备。因此,面对1883年的股市危机,股民们难以承受,从而出现了严重的“因噎废食”心态。第一代股民是严重缺乏理性的股民,盲目投机,盲目跟风,没有独立见解。这种心态特征即便时至今日,仍然可在股市频见其影。
2006年04期 57-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5K] [下载次数：38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0 ] |[阅读次数：1 ] - 游海华;
考察特定历史时段和特定地区的市场网络(交通通信网络)变迁,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该地区一个历史时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脉搏。本文通过对清末民国年间赣闽粤边区市场网络(传统古商道网、公路交通网、邮电通信网、信息传递速度)传承与嬗变的梳理和考察,揭示了一个市场相对封闭、社会经济相对贫困的山区由传统向现代渐进转型的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上,对近代赣闽粤边区社会经济逐渐衰败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2006年04期 62-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9K] [下载次数：69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6 ] |[阅读次数：1 ] - 王红曼;
抗日战争时期(简称“战时”)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极为典型,并以西南地区为最甚。而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四联总处的金融制度、金融服务与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并对西南地区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本文具体从四联总处的法币过量发行、反通货膨胀措施与失败,以及西南地区通货膨胀加剧在工农业经济方面的反映等方面展开论述。
2006年04期 74-8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6K] [下载次数：34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 ] |[阅读次数：1 ] - 黄余送;裴平;
货币现代化是发展现代经济的必要条件。南京民国政府在1932—1935年间推动的货币制度改革是中国货币制度现代化的开端,它为抗战前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通过实施“废两用元”政策,民国政府统一了货币的对内价值,实现了货币发行的标准化;法币政策的推行,使中国货币摆脱了传统的银本位制度,实现了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而民国政府后期法币被迫退出流通市场,则说明以发行货币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是行不通的。
2006年04期 81-8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K] [下载次数：157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2 ] |[阅读次数：1 ] - 诸静;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在华资商业银行放款农村的热潮中,金城银行是参与较早、成效颇为突出的一家。参加合办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是其与有关方面联合救济农村的一次有效的尝试。有关活动确实“于民生金融两有利益”,不仅给农村社会带来了若干新气象,而且也为金城本身的资金运用开辟了新的途径。
2006年04期 88-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1K] [下载次数：23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3 ] |[阅读次数：1 ] - 乔兆红;
中国近代国货运动是一个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力量倡导的,由众多社会阶层参加的爱国的社会经济运动。南京国民政府在三十年代掀起国货年活动,定1933年为国货年,1934年为妇女国货年。随着妇女国货年的失败,国民政府将1935年定为学生国货年,试图改变以往单纯的口头提倡作风,将国货提倡转化为国货生产,以激活技术革新和创造。学生国货年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货运动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
2006年04期 96-10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3K] [下载次数：71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9 ] |[阅读次数：1 ] - 于振波;
发现于汉代居延(即额济纳河流域)和敦煌的籴粟记录表明,边塞防御系统从当地农民手中购买粮食的作法比较广泛地存在于西北边塞地区。当地农民所生产的粮食还有剩余出卖,表明他们已经在当地建立起稳定的生活基础,而且他们的定居已经成为汉朝西北边塞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晁错当初的设想,西汉的募民实边政策确实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2006年04期 103-10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6K] [下载次数：64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7 ] |[阅读次数：1 ] -
<正>~~
2006年04期 108-10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1K] [下载次数：26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下载本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