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

本文所讨论的市镇 ,是指明清时期介于县城和村落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尽管众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明清长江中游的市镇进行了研究 ,但系统研究该地区市镇类型的论著尚未发现。大体上 ,可从市镇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人口规模、经济功能等四个方面 ,划分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十分完备。市镇类型的划分 ,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考察市镇的发展历程 ,并对市镇在区域市场网络中的作用和特点作出准确的历史评估

“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特色——以明清江浙、山西、广东商人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大多认为“贾而好儒”是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的特色之一。然而 ,在同时期的江浙、山西、广东 ,以及陕西、江西等地的地域商人中 ,这种“贾而好儒”的习性也甚为流传。事实表明“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的特色 ,而是较为普遍的存在于明清时期的一般商人群体之中。明清商人较为普遍的“贾而好儒”是当时的文化经济环境及明清商人的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 ,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某些儒家观念对于商人集团的羁绊是不容忽视的。

明代后期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

明代后期 ,正值西欧殖民者在东亚海域为争夺中国商品而展开激烈的商业竞争时 ,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 ,准许私人出海贸易 ,因此使中国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 ,大量的海外贸易船涌向马尼拉、日本等地贸易 ,以中国的生丝、丝织品换取大量的墨西哥银元和日本白银 ,随之亦形成了一股海外移民浪潮。这些移民海外的华人 ,以其辛勤的劳动 ,为侨居地的开发与繁荣做出了贡献。

论明末清初漳州区域市场的发展

在环球贸易体系初步建立的前提下 ,明末清初的漳州区域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区域之一 ,明代前期 ,漳州府六县仅有 1 1个墟市 ,基本上属于一个农业区。明代中晚期 ,漳州建立了与日本、琉球、东南亚国家及欧洲殖民者之间的贸易关系 ,月港成为国内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小商品生产较为发达 ,因此 ,漳州的区域市场发展迅速。晚明漳州有 72个墟市 ,清代中期有 2 1 4个墟市。漳州的粮食消费与纺织品消费都依赖海上贸易线供应 ,而漳州主要依靠输出各类商品平衡贸易。它说明漳州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小农经济退居次要地位 ,为市场生产的小商品经济成为主流。这一变化出现于工业革命成果引入之前 ,反映了中国传统经济市场化的潜力。

清代江西的家族、乡绅与义仓——新城县广仁庄研究

广仁庄为新城县中田镇的两大家族倡导建立的乡族义仓。它不仅是社区性的救灾机构和粮食储备系统 ,而且广泛资助各种慈善事业、公共事务 ,对社区生活实行了全面的干预 ,成为社区权力中心。乡绅们通过控制广仁庄而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但仍离不开官府的监督。通过对广仁庄的研究 ,可以看出政府对地方的管理由垂直控制转向地方协调。

再论施琅与清初开放海禁

施琅统一台湾 ,为复界开海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先决前提条件。因此 ,施琅是清初开放海禁的第一功臣。施琅在清初开放海禁决策上具有很大的发言权 ,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国家政局的稳定是清初开放海禁决策时压倒一切、必须首先考虑的。施琅确实是主张开放海禁的 ,但是态度十分谨慎 ,他对商舶出洋互市采取了比较严厉的管制措施。这些措施虽然一时有碍于台湾及东南沿海经济的对外交流与发展 ,但从长远的角度看 ,却有利于台湾与东南沿海局势的长期稳定和开放。

民国乡村私人、店铺借贷的信用方式——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

从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乡村可以看出 ,私人、店铺借贷的信用方式主要有信用借贷、抵押借贷和预卖赊借三类。信用借贷尤其是保证信用借贷较多 ,抵押借贷仅在个别地区占优势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血缘、亲情在乡村借贷中的重要作用 ,削弱了债主的苛刻条件 ,但也强化了债户偿还债务的责任和信誉。同信用借贷相比 ,抵押借贷涉及的关系较为复杂 ,其中抵押和典当土地是最常见的抵押借贷方式。与以上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方式不同 ,预卖、赊借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的借贷形式 ,体现了买卖交易和高利贷的双重关系

略论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

本文概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 ,并对其恢复与发展原因作了具体分析。

土地改革与闽西苏区社会结构的变化

土地革命时期闽西苏区的土地改革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经济革命 ,对闽西农村传统的宗族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土地改革中 ,阶级意识的启发与阶级成分的划分 ,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完成了社会动员 ;乡村苏维埃的建立 ,使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渗透至乡土社会 ,并由此重构了苏维埃区域的社会结构。

从《甲渠言部吏毋嫁聚过令者》文书看汉代社会中的婚俗奢靡问题

《甲渠言部吏毋嫁聚过令者》文书 ,是居延戍军执行朝廷关于限制吏民嫁娶费用法令而形成的原始记录。通过与《汉书》所载相参证 ,我们可知该文书形成于东汉初年窦融割据河西时期 ,而有关的法令则是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颁布的“吏民嫁娶之品”的部分内容。在两汉时期 ,婚俗奢靡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给社会各阶层 ,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下层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危害。王莽法令中公布的这个吏民阶层的嫁娶费用标准 ,与该阶层人士的普遍收入水平相适应 ,具有合理性 ,因而得到了长期的执行。形成于东汉初年的《甲渠言部吏毋嫁聚过令者》文书 ,就是对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

隋唐五代传世文献中所见“庄”、“庄田”、“庄宅”、“庄园”释义

隋唐五代民间文献常见的“庄”、“庄田”、“庄宅”、“庄园” ,其主人既有皇族、官僚、普通地主 ,也有自耕农。庄的规模有大有小 ,小者只有几间茅舍 ,几块菜地。这些庄均不是基本的独立的生产和经营单位 ,庄园主与庄客间也不一定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隋唐五代正史中所说的“田园”、“田业”、“田庄” ,实即同一含义 ,可以互相换称。唐五代诏敕中所谓的百姓庄田、官健庄田、寺观庄田、逃户庄田等等 ,也都是作为一般农田的同义语 ,别无他意。换个角度讲 ,农民、商贾、地主、官僚、士兵、寺观的田地也都可以称为庄、庄田 ,而不必具有什么特殊形式 ,或有什么特殊结构

传统农村社区社会治理的历史思考

中国乡村自治的历史久远 ,具体情形因朝代而异 ,各个地区也有所不同 ,但中央集权国家组织的介入和渗透都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就维持地方秩序所依据的“礼”而言 ,它也是国家藉以控制民间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把农村社区社会治理的一般特征归纳为“以礼治为主 ,礼法兼治” ,似应更符合历史事实。

明代“私钱”述论

在明代 ,民间非法铸造的铜钱称“私钱”。同“制钱”相比 ,“私钱”具有种类多、质量差、价值低等特点。“私钱”在明代前即存在 ,但影响不大 ,至中叶后则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明代中叶后“私钱”泛滥的直接原因是铸造、贩卖“私钱”可获利 ,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人们对“私钱”持认可甚至欢迎态度。造成人们对“私钱”持这种态度的原因 ,既有国家方面的 ,亦有经济方面的。明朝为禁止“私钱”采取了多种措施 ,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和政治腐败 ,这些努力总的来说是失败了 ,非但未能达到杜绝“私钱”的目的 ,至明末更成了一场闹剧。

“义男”小论

民国年间泉州地区卖身契拾零

从社会控制角度研究社会救济的成功之作——张文著《宋代社会救济研究》评介

研究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与近代经济史的重要资料——《上海机器织布局》评介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总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