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一个少数族汉化士族家族门第的历史荣衰

作为中国中古社会一度活跃和有影响的少数族汉化士族家族之一 ,源氏家族得姓于北魏初年 ,形成发展于北魏北齐 ,鼎盛于唐前期开元天宝年间 ,唐中期以后渐沉寂于政治社会 ,其兴衰发展过程与魏晋隋唐士族政治社会运动总的发展变化过程一致。汉化比较彻底 ,专长法律的家学门风传统 ,以及世代以官为业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是源氏家族具有的三个主要的文化个性特点。形成这样的文化个性特点 ,是晋唐士族政治条件下其家族世代如一价值取向选择的结果。而具有这样的文化个性特点 ,也是源氏家族主体成员能够连续十多代人保持在社会上层的生活圈子里、官场上历时较为久远的重要原因之一。源氏家族的衰落与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动的因素以及家族成员自身价值取向变化的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作用有关。政治上没能适应科举制的发展 ,经济上出现置办经营别业寄庄的地方化趋势 ,生活观念和方式由此逐渐发生变化 ,是导致家族走向政治衰落的主要原因。宋元明清时期源氏后裔离开中心城市散居地方 ,姓氏人口不发展。间或有人参加科举 ,出来做官 ,但多数时间是沉默在地方县乡社会过着平凡的生活

曹魏西晋统一方略的财政经济分析

三国统一的原因众多。本文结合冀朝鼎先生“基本经济区”理论 ,主要从统一方略的角度对曹魏西晋政权最终完成全国统一进行财政经济分析。通过分析认为 :曹魏“发展经济 ,以守代攻” ,西晋“积谷养民 ,专心东向” ,是其灭亡蜀、吴 ,最终实现三国统一的财政经济原因

论宋代的榷矾制度

宋代制定了包括私矾法在内的比较系统的榷矾制度。除了熙宁初至宣和三年间或实行过官卖制以外 ,两宋主要实行民制官购商销的间接专卖制 ,反映了唐宋之际专卖制度由直接专卖向间接专卖转变的总体趋势。宋代榷矾课利波动不定 ,榷矾利润总体上不断增长

黄河三角洲明初移民考述

黄河三角洲存在着大批明初由山西洪洞和河北枣强迁来的移民 ,但史籍无载。考其源由 ,洪洞移民是先由政府从山西移入鲁西 ,再由鲁西自愿转迁至黄河三角洲 ;枣强移民一部分是由政府组织的山西移民经枣强中转后分发迁入黄河三角洲 ,其籍属为山西人。另一部分是移入河北的各地移民自发由枣强转迁至黄河三角洲 ,其籍属难以确定

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

明清蕃薯传入福建 ,为救粮荒 ,人们到处开山种薯 ;时值商品经济发展 ,茶与木材的需求量大 ,人们又都上山植茶 ,并伐森林贩卖。由是山地丘陵的植被残遭破坏 ,水土流失严重 ,而使许多农田水利被毁、江河淤塞。生态环境变坏 ,恶果不堪设想 ,人们应该吸取教训

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集期分析

本文旨在分析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集期 ,认为定期性是华北地区集市交易的一个显著特色 ,并得出以下结论 :1、临近集市的集期安排方便了人们的交易 ;2、华北地区内各省区之间集期有显著的差异 ,导致这一差异有着内在的社会经济原因 ;3、各地集期的平均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定的变化 ,但并没有改变各地区的特色 ,更谈不上突破定期性的限制 ;4、庙会有着不同于定期性集市的集期安排 ,使庙会与定期性集市形成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 ,他们共同构成了集市网络整体。由于集期安排的这些特点 ,自明清至民国时期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在华北地区表现得越来越完备的基层的商业流通网络

从地方志书看明清甘肃的商业经济

地方志书是关照地方经济生活的有力材料 ,本文从地方志书入手 ,揭示出明清甘肃商业经济总体呈现缓慢发展的格局 ,这种格局的形成主要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地方经济特点、地理交通状况等因素的制约。与其它区域相比 ,明清甘肃的商业经济体现了浓厚的地方特色 ,诸如土、客商经济实力的较大差距及其对当地经济影响的差别 ;以市镇经济和茶马贸易为主的地方商业贸易形式 ;境内各地商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及其存在的巨大差距等。这些特征显现了该地商业经济的弱态 ,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西北一带的商业经济状况

从卦治《奕世永遵》石刻看清代中后期的清水江木材贸易

明清两代中央王朝都致力于对西南地区的拓殖和经营 ,雍正年间开辟“新疆” ,今黔东南地区进入帝国版图 ,清水江流域的木材采运贸易也渐次纳入由沅水经洞庭湖与长江水系连接的全国性市场网络。清代中期后是这一流域木材贸易的重要时期之一。本文通过对在清水江下游锦屏县卦治发现的《奕世永遵》石刻的初步解读 ,尝试厘清和揭示清代中后期清水江木材贸易及地方社会具体运作的某些重要侧面

清代苏北集市镇发展述论

明清时期 ,随着漕运、盐运和海运业的兴盛 ,苏北地区的集市镇大量兴起 ,并不断得到发展。这些数量众多、大小不一的集市镇构成了多层次的市场网络体系 ,成为全国统一市场的一部分 ,而规模较大的集镇大多分布在漕运、盐运河道周围和东部沿海地区。苏北地区集市镇的兴盛和发展促进了苏北地区的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 ,有利于维系小农经济的再生产。但与江南地区的市镇相比 ,苏北地区的集市镇大多是流通型集镇 ,发挥着商品流通职能 ,在其周围并没有形成自己特色的商品生产基地 ,因而其发展水平和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都要远远落后于江南地区

清代打击拐卖妇女犯罪之考察

清代拐卖妇女儿童活动十分猖獗 ,并呈现团伙犯罪的趋势 ,具有参与人数多、拐贩手段残忍、拐贩地域广泛等特点。拐卖对象主要是贫困地区的妇女和儿童。贵州地区则是拐贩活动的大本营。为了制止犯罪 ,清政府在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采取措施 ,进行严厉打击 ,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却未能彻底遏制犯罪的发生

试论三都澳主动开埠后闽东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兼论近代中国自开商埠体系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效用

自开商埠的推广与实践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一种独特的尝试模式。三都澳是近代福建省主动开放的商埠。笔者曾撰文探讨了三都澳主动开埠的历程与主客观条件。开埠后以埠际交易为主的对外贸易及其特征以及商埠对闽东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① 承此 ,本文探讨的问题是 ,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历史的制度条件下 ,以三都澳为实例的近代中国自开商埠对外贸易欠发展的不利因素或制约因素。文章接着认为对外贸易作为区域社会经济的唯一增长因素 ,既促进了闽东北社会经济的有限发展 ,又是导致该区域经济类型无法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化的根本原因。结合前此对三都澳商埠对外贸易特殊运动轨迹的透视 ,通过对商埠对外贸易滞后性因素的分析 ,在看到这种作用的相对弱和局限性的同时 ,反思自开商埠体系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效用

浅析山西典当业的衰落及原因

明清时期山西典当遍布全国 ,盛极一时 ,但光绪末年后逐渐衰落。本文从五方面阐述了山西典当的衰落状况 :数量急剧减少 ,分布格局发生变化 ,乡当减少程度大于城当 ,利率升高、当期缩短 ,规模缩小、业务萎缩等。并在此基础上从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剖析了山西典当衰落的原因 :战乱频繁、典业频遭军队“掳掠” ,灾荒频繁、经济凋敝 ,税收加重、摊派增多 ,币制混乱、通货膨胀严重 ,社会变迁、满货亏损 ,资本枯竭、周转困难 ,因循守旧、缺乏创新

山西商人走向衰败的原因分析

明清以来纵横商界 5 0 0年的山西商人在近代走向衰败了。衰败固然有客观原因 ,但与买办商人商人和其他地方商帮相比 ,没有投资于新式产业 ;没有将票号中心南移上海 ;没有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以及培养后代人才的失误 ,却是更加值得反思的主观因素

中国近代外债制度演变趋势述论

外债作为中国近代外来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 ,对此学界已有诸多研究 ,但学界少有关注外债在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独特运行框架和制度特征。鉴于此 ,本文首先从外债制度演变表现出的若干特征入手 ,认为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 ,外债制度演变具有债务主体单一化、债款来源多样化、债务管理法规化和债务运行自主化的趋势 ,而后论文又结合中国近代的民族 -国家建设过程和制度的移植 -变迁对外债制度演变所表现的趋势作更深一层的剖析

论我国史前时期的人口压力及其影响

人口压力在史前有两次激烈的时期 ,一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另一次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前者诱发了农耕等生产经济的出现 ,后者导致了考古学文化的冲突和演替、战争和城市的产生 ,加速了我国文明发生的进程

对《“蒲州刺史充关内盐池使”与景云政治》一文的不同意见

《“蒲州刺史充关内盐池使”与景云政治》一文认为景云二年太平公主被太子党排挤到蒲州后利用其党羽裴谈身为蒲州刺史、又跨行政区划兼关内盐池使的机会控制京师地区和朔方军的食盐供应 ,迫使太子李隆基低头 ,主动请求太平公主回京 ,由此太平公主成为唐朝历史上第一个用盐进行政治斗争之人。而笔者认为 ,京师、朔方军的“食盐短缺”是不存在的 ,而朔方军的控制权在这段时间里非但没有旁落 ,反而被太子党愈加牢固地握于手中。所以说 ,《“蒲州刺史充关内盐池使”与景云政治》的结论很可能并不成立

一部区域经济断代研究的力作——评薛瑞泽著《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

解读2000余年古港历史——读郑剑顺教授新著《福州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