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国桢
<正>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自一九八二年创刊,迄今已整整十个年头了。这十年,是中国大地发生巨大变革、面貌一新的十年,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蓬勃发展、成果累累的十年。如果说十年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还没有一块稳定的出版阵地的话,如今已拥有南方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北方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两家综合性的刊物,《平淮》、《海交史研究》、《中国农史》、《农业考古》、《盐业史研究》等多家部门经济史的刊物,还有一些学术杂志开辟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专栏,一些大学或学术研究机关出版经济史的论丛或集刊、丛书,各地出版社也对出版经济史论著注以更大的兴趣,一批有份量的经济史论著纷纷面世。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坛,百花争妍,生机盎然。 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出满了40期,刊登600篇文章,为繁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微薄的力量。抚今忆昔,不禁感慨万千。 一九七九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开始复苏。傅衣凌教授高瞻远瞩,于一九八○年提出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的构想。当时,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刚刚成立两年,设有中国经济史、东南亚史、中央革命根据地史、台湾史、考古民族学五个研究室。全所同仁对缺乏出?
1992年02期 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4k] [下载次数：36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 ] |[阅读次数：2 ] - 章有义
<正> 中国历史上地主之名始于何时,这不仅是一个孤立的历史悬案,而且牵涉到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国有还是私有的问题。恩格斯说过“在整个东方,公社或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在那里的语言中甚至都没有地主这个名词。”(《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四章)这句话常被人们用来证明东方没有土地私有制。这个“东方”如果包括中国在内,那么恩格斯的论断就未必正确了。因为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早就出现地主这个名词。问题是究竟始于何时。不少人认为始于宋代,其根据就是顾炎武的一段话。 顾氏写道:“汉武帝时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唐德宗时陆贽言,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有一亩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主者之所有,耕种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仲舒所言,则今之分租,贽所言,则今之包租也。然犹谓之豪民,谓之并之徒。宋己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日知录》卷十)其实在宋以前的文献中,“田主”、“地主”的名词已屡见不鲜,竟被这位“好古而多闻”,治学非常严谨的大学问家忽略过去了。 大家知道,现存唐代敦煌地契、租典契,以及新疆、甘肃、内蒙发现的契约中,到处可以见到地主、田主等字样。例如: 大中六年(公元852)僧张月光易地契,僧张月光子父将上件?
1992年02期 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3k] [下载次数：26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 ] |[阅读次数：1 ] - 赵冈
<正> 一,比较观察 近几年国内掀起了一阵市镇史的研究热潮,佳作迭出。许多学者化费大量精力与时间,将地方志与碑刻上有关市镇的资料,发掘搜集,并悉心整理,使后来的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些市镇发展的轨迹与经济活动。但是不幸这些精彩的研究作品却对这个课题留下了一个很关键性的空白点——缺一个宏观的注释。大家指出明清时期市镇的数目与规模都有快速的增加,是因为这时期的人口、商业、手工业都有快速的增长。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是一个国家城市化自然而正常的过程。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一下,可能就不会满意上面的简单答案。如果我们追问,人口增加,为什么不进城去?不向大城市发展?不在大城市里从事商业与手工业?为什么要在大中型城市以外创造这么多的市镇?读者不要以为我所提出的是些可笑的问题,需要严肃的思考,寻求严肃的答案。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过程并非一个正常的过程,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例。不错,各国历史上都出现过许多小型的市镇(MASKETTWON)。但是,这只是城市化的过渡阶段。市镇所能完成的功能与任务,大中型城市也都可以完成,而后者却具有更多的规模经济,所以小市镇逐渐转变发展成大中型城市,而市镇在整个城市人口中的比重逾来逾小。但是中国明清时期的市镇发展不像是一个过渡?
1992年02期 5-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56k] [下载次数：146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09 ] |[阅读次数：1 ] - 陈明光
<正> 一、“假税”辨正 正式见诸东汉和帝诏书的“假税”一词,其涵义是什么?古今人已有成说。今人往往把它与“假民公田”措施联系起来分析,阐述它具有地租性质。例如,钱剑夫先生说:“假税是汉代独有的一种赋税,其实就是公田的田租。因为这种土地是暂时地或有一定年限地借给农民耕种,实际上是租给农民耕种,汉王朝就是大地主,耕种公田的农民就是它的佃户。因此,所收的田租就别名‘假税’。”高敏先生也说:“正因为官府把公田出租给贫苦农民耕种叫做‘假’、‘假与’或‘假情’、‘假赁’,因此,这种税种公田者向官府缴纳的税便叫“假税”,其实质是国家向租田农民课取的地租,同‘三十税一’的田租(即土地税)是不同的,或者说‘假税’是地租与课税的合一。”然而,我认为这种通行的解释并不符合汉代官方使用“假税”一词的本意,而且将当时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税项混为一谈了。兹试予辨正. 首先应该指出,西汉文献迄今似未见“假税”二字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表达形式出现。古今人引申出“假税”概念的史料依据,原文皆为“假”或“假与”、“鄣假”、“转假”等。最早由“假”一字引申出“假税”之说的是李斐。《汉书、元帝纪》载,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诏罢“北假田官”。李斐注曰:“主假赁见官田与民,收其假税也。故
1992年02期 19-24+6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43k] [下载次数：33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3 ] |[阅读次数：1 ] - 胡滄澤
<正> 秦汉时期,福建人烟稀少,到处深林丛莽,“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秦置闽中郡,汉设冶县,直至东汉末,福建仍然是地旷人稀,经济状况十分落后。可是,经过魏晋南朝时期的开发,到了隋唐五代,福建经济有了很大的变化,人口迅速增加,各项生产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应该看到,隋唐五代福建经济的进步是建立在魏晋南朝福建经济开发的基础之上,而魏晋南朝时期福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大量北方汉人入闽,福建经济开发离不开他们。对于魏晋南朝时期入闽汉人的数量、成分、生产生活状况,历来记载极少,且有的记载互有歧异,造成这一时期真实情况模糊不清,本文根据有关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着重探讨北方汉人的入闽时间、人员组成、分布状况及其对福建经济的影响,以期有助于对这一时期福建经济史的进一步研究。 一、北方汉人入闽的四个时期和四次高潮 秦汉以前,福建的居民主要是被称为“七闽”的闽越族所民住。秦汉时划,北方汉人开始逐渐南迁入闽,但是数量很少。东汉末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侯官长商升为会稽太守王朗起兵,根据汉代官制,万户以上称令,万户以下称长,则可知冶县初立时人口尚不足万户。从东汉末年起,北方汉人开始大批入闽,直至隋灭陈统一中国的三、四百年间,北方汉人入闽持续不断,
1992年02期 25-3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80k] [下载次数：34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 ] |[阅读次数：1 ] - 徐晓望
<正> 闽国是福建历史上的重要阶段,作为五代时期南方的一个重要国家,它的田制在五代史研究方面也有其意义。然而,因材料稀少,迄今尚未有人对闽国田制作过全面解剖,笔者拾掇了一些材料,想对这个问题作些探索,不足之处,还请大家赐正。 一、官田和私田 唐代福建人少地荒,官府在福建一些地方设置屯田官,组织百姓开垦田地,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官田。《莆田县志》记载:“前志称吴兴为屯田员外郎祭之从弟,神龙中以家赀筑延寿陂,溉田万余顷。祭为屯田员外郎,其资历不详,必京朝之官来主屯田,而筑陂、填海、开渠诸事,兴代为之,以长官名义行之耳。则北洋之田固官田也。寄郑褒撰吴兴传,谓兴字长官,误也。元和间,斐次元为观察使,堤黄泉三百二十二顷,岁收数万斛,以赡军需,则南洋亦官田也”。从斐次元组织百姓垦田后能得数万斛粮食一事来看,这些田地确为官田,否则,按照民田“三十税一”或“十五税一”的传统,这些田地的税收最多只有数千斛,斐次元能收到数万斛粮食,应为官田的对半分成租。所以,我们认为,《莆田县志》的作者提出唐代莆田的北洋、南洋之田为官田是有道理的。由此看来,闽国建立后,从唐福建地方政权中接收了大量的官田。 闽国统治者继续实行屯田政策,王审知在福清沿海屯垦,派遣士兵修筑大塘,占计塘两项水利工程
1992年02期 33-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23k] [下载次数：21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2 ] - 杜婉言
<正> 明代宦官对经济领域各方面的严重干预,是明代宦官擅权乱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曾分别就全国的情况,以及在作为明代“财富之薮”的江南地区和浙江的情况,作过一些探讨。这里,我们再对广东——“国家一大边”的情况作些考察,看看宦官对这地区的社会经济以及国计民生,是否亦起了破坏作用。 明代宦官在广东的活动,最迟在永乐元年已经开始,史籍有:“永乐元年八月,令内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的记载。延至正统年间,广东已不仅有市舶太监,而且有镇守太监珠池太监。以后,到广东的内臣不断增多,职务范围也越来越广。其在经济领域中直接的活动,主要有市舶、岁办、珠池、矿税四大项。下面就此逐一加以探讨。 —、市舶 明代,外贸在广东经济占有重要位置。“粤中公私话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甚窘”。“番舶通时,公私饶给”。故这时市舶司的建置远比前朝完备。永乐三年,粤闽浙三处市舶司设置按待外商的驿馆,广州怀远驿的规模,比宁波安远驿、泉州来远驿的规模更为宏大。广州怀远驿位于西关之十八甫,驿舍栉次鳞比,多达120间。按规定,外国入贡时,除主要使臣随明廷官员一起押送贡品外,其他随行人员均在怀远驿食宿,等候贡使回来才一起返国。所以市舶司既进行外贸,又兼领驿舍的接待、管理工作。嘉靖二年革闽浙两市?
1992年02期 40-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21k] [下载次数：65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2 ] |[阅读次数：1 ] - 陈学文
<正> 自从秦立郡县制以降,县是封建机制中的一个基本单位,又是政权的基层组织,它是实施管理户赋、治安、水利等方面职能的一级行政建制。因此研究封建晚期的社会与经济,选择具有典型性的县份进行个案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也是深入剖析封建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结构或现象所必须进行的工作。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长江下游城市化和市场的发展》中指出:湖州是整个长江下游的缩影”,意义是很显然。乌程县经济繁荣,蚕桑、丝绸、渔业均很发达,有“紫金城”、“极乐国城”、“水晶宫”之称。①是“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的名郡。②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山泽逶迤,川陆交会,自三国置郡以来恒为江表之望。建国东南,尤称腹心要地,吴越时恃为北面重镇。”明万历时已是 东连吴会,西达金陵,碧湖荡其脑,具区溃其尾。民艺稻秫桑麻,士习弦诵,四方之贩夫去留阗溢,伟哉一都会。”③是一个有千余年历史的望县,山川环绕,毗邻苏杭,以姑苏留都之前户,嘉湖浙甸之后屏。”④形胜冲要,繁荣富饶的地方。 明代乌程县为湖州府附郭首县。自五代以来,社会动荡不安,战祸频仍,油湖州少有兵,避乱者多趋于此,谚曰;放尔生,放尔命,放尔湖州作百姓。”有一个安定的良好社会环境。疆域东西广108里,南北袤81里。北濒太湖,号称太湖
1992年02期 50-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17k] [下载次数：39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 ] |[阅读次数：1 ] - 曾玲
<正> 一 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 自然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在人类生存的各个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必然影响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速度和发展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与他们所处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明确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过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福建位于中国大陆的东南部,西北依山,山地丘陵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95％,河谷平原仅占5％,素有“东南山国”之称;东南濒海,海岸线曲折度高于东南沿海各省,总长度占全国海岸线的20％左右,海岸各河流的入口处多呈三角或三角港,自北而南形成沙埕、三沙、罗源、马尾、福清、兴化、泉州、围头,厦门、东山等20多个天然港湾。主要河流有闽江、汀江、九龙江、晋江,都是源出高山,穿过狭谷险滩,奔流入海。大多坡降较大,水流湍急,能通航的河段不长。 福建所处纬度较低,南临北回归线,太阳高度角大,更兼依山临海地理环境的影响,形成福建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的特点。此外,福建雨量丰富,雨热同期,对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长十分有利。 福建山海地理位置及气候特点,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山区沿海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形成手工业布局的重要物质前提。 福建山区可发展手工业的自?
1992年02期 60-6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15k] [下载次数：26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 ] |[阅读次数：1 ] - 江秀平
<正> 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两国创办近代企业(或者说近代化)的起点。当时两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与欧美诸国不同的要点。比如说,中日两国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都不是本国资本主义萌芽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来源于外国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引进;不是从轻工业的商品生产开始的,而是从非商品的重工业军需品开始的;不是从私人民营工业开始的,而是从封建官僚的“官办”开始的。虽然,中日两国近代机器工业的起步和创办过程,具有许多共同点,然而,时过三十年,其结果是,日本一跃成为亚州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而中国却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中苦苦挣扎,甚至濒临被瓜分的危机。何以在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竟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差异,因此,对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都是具有复杂内容的问题,它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教育等方面,本文仅仅就经济方面,即就其与近代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方面作些比较分析。我们大致用横向和微观的比较方法,首先对中日两国在创办近代企业中各自的经济政策进行探讨;其次,综合起来比较异同,“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意在寻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挖掘造成差异的根本原因。
1992年02期 68-7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96k] [下载次数：264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5 ] |[阅读次数：1 ] - 代鲁
<正> 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七月正式选定汉阳铁厂厂址,十月动工兴建,十九年九月基本竣工,二十年五月开炼(二十五日升火二十七日流出第一炉铁水),二十二年四月由盛宣怀招商承办。此谓之汉阳铁厂的官办时期。对张氏创办汉阳铁厂一举,当年即屡遭朝野的訾议,日后长时间来论者更是多所贬损,时人也每每因袭陈说,迄未有个公正评价。因此,就其是非得失进行实事求是地检讨,将或有助于张之洞这一历史人物的全面评价,也或有助于对洋务派的部分活动及某些洋务企业的认识,而且还会对我们今天正确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有所裨益。 应当说,张之洞于19世纪90年代创办铁厂是符合当时中国历史实际的.国内对于铜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所需钢铁材料基本上亦购自外国。光绪十五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在《筹设炼铁厂折》中,曾引用海关贸易总册所载前此三个年分各省进口钢铁材料的数字:十二年各省进口铁条、铁板、铁片、铁丝、生铁、熟铁、钢料等类,共一百一十余万担,铁针一百八十余万密力(一密力为一千针),合共铁价约值银二百四十余万两;十三、十四年未录数量,其价值分别为二百一十三万余两和二百八十余万两。而靠我国的土铁土钢,不仅从品质上就是从数量上也无法供应,是不待言的。 张之洞选厂址于汉阳是否得地利? 如上所述,张
1992年02期 76-8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72k] [下载次数：61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1 ] |[阅读次数：1 ] - 张庆军
<正> 民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直是处于压抑的状态,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呈现出矛盾与依赖的双重性,但在不同的时期又各有其特点。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由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垄断局面逐步形成,并进而垄断了整个国民经济,已成为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民族资本只能在其夹缝中艰难地生活,无论从其政治或经济力量来说,已不足以凭自身的力量相抗衡,只能在忍气吞声之下委曲求生。 然而,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却另有一番景象,虽然尚未能脱却统治集团的束缚以及对其依赖心理。但是,由于政局的不稳,统治力量的薄弱以及北洋官僚资本未能形成垄断局面,民族资产阶级尚处于一个发展时期,因此,这一阶段,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力求摆脱束缚的倾象性。综观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发展过程,正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段历程。 北洋时期中国银行的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一、初创时期(1912—1916) 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成立中国银行即开始在酝酿之中。1912年元月,原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即具呈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将大清银行改设成国家银行,本旨在使一方面不费手续成一完全巩固之中央银行,一方面对于商本不使略有损失,藉以维持信用与将来。”
1992年02期 83-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46k] [下载次数：39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1 ] - 夏振坤
<正> 一、1949-1956 年的复苏 解放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消灭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桎梏——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中华民族,在漫漫的千年长夜之后,第一次看到了工业化的曙光,充满了迈向一个现代文明强国的希望！ 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在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的同时,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在此以前,1947年9月便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1、2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从 1950年 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1952年底,仅用了两年多一点时间便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地主土地所有制,解放了中国农民这支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大军。与此同时,人民政府在城市中,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建立起了全民所有的国营经济,和扶持民族工商业构健康发展。这样,城乡配合,上下一心,中国人民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医治好了长达12年的战争创伤,胜利完成了实现国家财经状况基本好转的任务,开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五年计划。 1949——1956,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在这个时期中,由于在农村中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在城市确立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的适度发展,从而使整个?
1992年02期 90-99+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01k] [下载次数：35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1 ] - 卢开万
<正> 潘镛先生大作《旧唐书食货志笺证》,已由三秦出版社出版。这是潘先生多年致力于《旧唐书·食货志》的校勘,注释、辨简工作的重要成果。 《旧唐书·食货志》因成书于动乱的五代后晋时期,修撰时间短促,编纂粗糙,照抄国史原文,迴护之处不改,加之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多有缺损、衍误,错落.致使内容不连贯、不系统,各部分缺漏不全。虽然清代以来一些学者曾耙梭原文,作过一些校勘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他们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或取材不广,或方法不当,特别是缺乏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思想指导。因而仍旧存在着种种问题,使人们在使用这一文献资料时,仍有诸多不便之感。 潘先生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依据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当代考古的新发现,对《旧唐书·食货志》原文进行了全面的校勘,辨其错简,补其错漏,纠其讹衍,为读者学习研究唐代经济提供了一份完整可靠的文献。潘先生《旧唐书食货志笺证》的主要特色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史文订误细致详尽 《旧唐书·食货志》原文多有(言爲)衍错简,中华书局标点本在史文订误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潘先生博采众书,又进行了细致的订误。如《旧唐书·食货志上》所载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针?
1992年02期 100-10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9k] [下载次数：19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1 ] - 史锋
<正> 福建省为我国主要侨乡,据五十年代初的统计,散布世界各地的一千二百余万华侨中。原籍福建的有三百六十余万,约占30％。远涉重洋,移居海外的福建籍华侨。历来与福建侨乡保持密切联系,在侨乡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由此形成了数量颇为可观的历史文献资料。 有关福建华侨的档案史料,以福建省档案馆所藏最丰,然因散置于许多不同的全宗中,查阅、利用颇多不便。近年来,该馆青年馆员林真同志不辞辛劳,全面查阅了该馆所藏的有关档案,并先后走访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龙岩地区档案馆以及晋江、永春、永定、上杭等县档案馆,补充收集了部分有关档案。在此基础上,经过认真的挑选,整理。终于编辑出版了《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一书。 《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一书分上、下两册,共计140余万字,辑录了千余件重要档案,时间跨度为1912-1949年。该书所涉及内容相当广泛,编者将其分成九类,即(1)组织机构及工作计划.报告。(2)华侨出入国。(3)侨汇机构及侨汇。(4)华侨投资省内企业。(5)侨生回国就学及侨办教育。(6)华侨捐赠与抗战。(7)救侨。(8)护侨。(9)其他。其中以华侨投资省内企业一类所占比重最大,约占全书一半以上。 无庸置疑,《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一书的出版,实为学界同仁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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