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长云
<正> 战国土地制度是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未曾被说清的问题。近年来,借助于秦汉简牍的新鲜资料,不少同志逐渐趋向于承认国家授田是这一时期基本的土地制度。这种认识无疑较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战国已确立土地私有制的观念接近于事实。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包括战国至隋唐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国家授田给农民的作法实际上一直以不同方式、不同规模或断或续地施行着,因此,笼统地说战国施行授田制,仍无助于了解战国时期与其它同样处于国家授田条件下的历史时期的土地制度的不同特点。例如两汉经常采取的赋民公田或赐民公田一类授田方式,众所周知,它使授田农民获得相对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和占有权,发展下去甚至可以继承和买卖这些土地,是国家授田正好构成自耕农私有土地的一个重要来源。难道战国授田制的性质与此类似?看来,要揭示战国土地制度的根本性质,还须进行更深一层的探讨。1972年山东临沂出土大批竹书,其
1991年02期 1-7+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17k] [下载次数：69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4 ] |[阅读次数：1 ] - 沈长云
<正> 战国土地制度是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未曾被说清的问题。近年来,借助于秦汉简牍的新鲜资料,不少同志逐渐趋向于承认国家授田是这一时期基本的土地制度。这种认识无疑较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战国已确立土地私有制的观念接近于事实。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包括战国至隋唐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国家授田给农民的作法实际上一直以不同方式、不同规模或断或续地施行着,因此,笼统地说战国施行授田制,仍无助于了解战国时期与其它同样处于国家授田条件下的历史时期的土地制度的不同特点。例如两汉经常采取的赋民公田或赐民公田一类授田方式,众所周知,它使授田农民获得相对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和占有权,发展下去甚至可以继承和买卖这些土地,是国家授田正好构成自耕农私有土地的一个重要来源。难道战国授田制的性质与此类似?看来,要揭示战国土地制度的根本性质,还须进行更深一层的探讨。1972年山东临沂出土大批竹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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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战国土地制度是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未曾被说清的问题。近年来,借助于秦汉简牍的新鲜资料,不少同志逐渐趋向于承认国家授田是这一时期基本的土地制度。这种认识无疑较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战国已确立土地私有制的观念接近于事实。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包括战国至隋唐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国家授田给农民的作法实际上一直以不同方式、不同规模或断或续地施行着,因此,笼统地说战国施行授田制,仍无助于了解战国时期与其它同样处于国家授田条件下的历史时期的土地制度的不同特点。例如两汉经常采取的赋民公田或赐民公田一类授田方式,众所周知,它使授田农民获得相对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和占有权,发展下去甚至可以继承和买卖这些土地,是国家授田正好构成自耕农私有土地的一个重要来源。难道战国授田制的性质与此类似?看来,要揭示战国土地制度的根本性质,还须进行更深一层的探讨。1972年山东临沂出土大批竹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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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刘文汇同志的《“太半之赋”辨析》一文,对“太半之赋”征收的时间等问题作了新的探讨,读后很受启发。但文中若干观点及对一些史籍的摘引和理解,是可以商榷的。 一“太半之赋”征收的时间 刘文认为秦收“太半之赋”是始于二世皇帝胡亥之时,它的主要依据是《淮南子·兵略训》的一段记载:“二世皇帝,……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其实,这则资料只记述了秦二世曾有“收太半之赋”之举,却未说明此举是他始为。“收太半之赋”是秦政府推行暴政的一种税收政策,秦二世时有,秦始皇时未必就无,如《淮南子·兵略训》把“作阿房之宫”和“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并举,视它为秦二世暴政的表现之一,但建阿房宫却不是始于秦二世,而是秦始皇肇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
1991年02期 8-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22k] [下载次数：13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1 ] - 施伟青
<正> 刘文汇同志的《“太半之赋”辨析》一文,对“太半之赋”征收的时间等问题作了新的探讨,读后很受启发。但文中若干观点及对一些史籍的摘引和理解,是可以商榷的。 一“太半之赋”征收的时间 刘文认为秦收“太半之赋”是始于二世皇帝胡亥之时,它的主要依据是《淮南子·兵略训》的一段记载:“二世皇帝,……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其实,这则资料只记述了秦二世曾有“收太半之赋”之举,却未说明此举是他始为。“收太半之赋”是秦政府推行暴政的一种税收政策,秦二世时有,秦始皇时未必就无,如《淮南子·兵略训》把“作阿房之宫”和“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并举,视它为秦二世暴政的表现之一,但建阿房宫却不是始于秦二世,而是秦始皇肇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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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刘文汇同志的《“太半之赋”辨析》一文,对“太半之赋”征收的时间等问题作了新的探讨,读后很受启发。但文中若干观点及对一些史籍的摘引和理解,是可以商榷的。 一“太半之赋”征收的时间 刘文认为秦收“太半之赋”是始于二世皇帝胡亥之时,它的主要依据是《淮南子·兵略训》的一段记载:“二世皇帝,……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其实,这则资料只记述了秦二世曾有“收太半之赋”之举,却未说明此举是他始为。“收太半之赋”是秦政府推行暴政的一种税收政策,秦二世时有,秦始皇时未必就无,如《淮南子·兵略训》把“作阿房之宫”和“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并举,视它为秦二世暴政的表现之一,但建阿房宫却不是始于秦二世,而是秦始皇肇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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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唐王朝的后半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动荡时代,新旧交替,风云荡激。这一时期生产、分配、交换的情况及其影响,已为人们所关注并多有探讨,但消费领域却鲜为人重视。 事实上,消费既是生产的目的和终点,又是重新引起生产的动力和起点。忽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忽视它对分配和交换这些社会经济活动中间环节的影响以及它对上层建筑的影响,就难于客观地解释一个时代的社会变迁。
1991年02期 15-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16k] [下载次数：36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0 ] |[阅读次数：1 ] - 陈衍德
<正> 唐王朝的后半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动荡时代,新旧交替,风云荡激。这一时期生产、分配、交换的情况及其影响,已为人们所关注并多有探讨,但消费领域却鲜为人重视。 事实上,消费既是生产的目的和终点,又是重新引起生产的动力和起点。忽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忽视它对分配和交换这些社会经济活动中间环节的影响以及它对上层建筑的影响,就难于客观地解释一个时代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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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唐王朝的后半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动荡时代,新旧交替,风云荡激。这一时期生产、分配、交换的情况及其影响,已为人们所关注并多有探讨,但消费领域却鲜为人重视。 事实上,消费既是生产的目的和终点,又是重新引起生产的动力和起点。忽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忽视它对分配和交换这些社会经济活动中间环节的影响以及它对上层建筑的影响,就难于客观地解释一个时代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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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自汉武帝平定南越、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郡以后,大陆的汉族陆续迁入南海,和当地居民俚僚(黎族先民)等一道,披荆斩棘,开发了这美丽而富饶的宝岛。然而从汉代至隋代,中原王朝在海南设置的郡县,时置时废、或者统治时间不长;而且郡县设治的地点往往在沿海周围。唐以前汉族迁入海南的人口数,估算不会超过二万人海南岛内的腹地山区,仍为当地居民俚僚的聚居区。
1991年02期 2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17k] [下载次数：44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 ] |[阅读次数：1 ] - 刘美崧
<正> 自汉武帝平定南越、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郡以后,大陆的汉族陆续迁入南海,和当地居民俚僚(黎族先民)等一道,披荆斩棘,开发了这美丽而富饶的宝岛。然而从汉代至隋代,中原王朝在海南设置的郡县,时置时废、或者统治时间不长;而且郡县设治的地点往往在沿海周围。唐以前汉族迁入海南的人口数,估算不会超过二万人海南岛内的腹地山区,仍为当地居民俚僚的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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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自汉武帝平定南越、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郡以后,大陆的汉族陆续迁入南海,和当地居民俚僚(黎族先民)等一道,披荆斩棘,开发了这美丽而富饶的宝岛。然而从汉代至隋代,中原王朝在海南设置的郡县,时置时废、或者统治时间不长;而且郡县设治的地点往往在沿海周围。唐以前汉族迁入海南的人口数,估算不会超过二万人海南岛内的腹地山区,仍为当地居民俚僚的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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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唐宋之际,中国古代城市中在空间上相互分离的坊市制度逐渐崩溃,形成了坊市合一的近代型城市结构。与此相适应,工商业组织——行会的作用大大增强。宋代的行会不仅是构通商品流通的基本组织,而且承担着向官府供纳物品、提供工役等责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北宋中叶王安石创立的免行役钱(也叫“免行钱”),是当时争议最多、斗争最烈的一项改革。王安石变法虽是我国史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关于免行役钱却几乎完全被忽视;日本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专门研究,但又极少涉及免行役钱与行会内部不同阶层的利害关系的问题。本文将从行会的内部结构入手,对免行役钱再作研讨,以求对免行役钱的历史作用作出恰切的评价。
1991年02期 29-35+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32k] [下载次数：34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1 ] - 魏天安
<正> 唐宋之际,中国古代城市中在空间上相互分离的坊市制度逐渐崩溃,形成了坊市合一的近代型城市结构。与此相适应,工商业组织——行会的作用大大增强。宋代的行会不仅是构通商品流通的基本组织,而且承担着向官府供纳物品、提供工役等责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北宋中叶王安石创立的免行役钱(也叫“免行钱”),是当时争议最多、斗争最烈的一项改革。王安石变法虽是我国史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关于免行役钱却几乎完全被忽视;日本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专门研究,但又极少涉及免行役钱与行会内部不同阶层的利害关系的问题。本文将从行会的内部结构入手,对免行役钱再作研讨,以求对免行役钱的历史作用作出恰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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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唐宋之际,中国古代城市中在空间上相互分离的坊市制度逐渐崩溃,形成了坊市合一的近代型城市结构。与此相适应,工商业组织——行会的作用大大增强。宋代的行会不仅是构通商品流通的基本组织,而且承担着向官府供纳物品、提供工役等责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北宋中叶王安石创立的免行役钱(也叫“免行钱”),是当时争议最多、斗争最烈的一项改革。王安石变法虽是我国史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关于免行役钱却几乎完全被忽视;日本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专门研究,但又极少涉及免行役钱与行会内部不同阶层的利害关系的问题。本文将从行会的内部结构入手,对免行役钱再作研讨,以求对免行役钱的历史作用作出恰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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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清代的图甲制,作为一种用于登记户籍和征纳赋税的制度,是由明代的里甲制衍变过来的。在广东,一直至民国初年,它都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地方管理制度。这一制度虽是明代里甲制的延续,但从内容到功能都与明代里甲制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明清时期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动。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里甲制中“户”的衍变》一文中,
1991年02期 36-42+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36k] [下载次数：117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1 ] |[阅读次数：1 ] - 刘志伟
<正> 清代的图甲制,作为一种用于登记户籍和征纳赋税的制度,是由明代的里甲制衍变过来的。在广东,一直至民国初年,它都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地方管理制度。这一制度虽是明代里甲制的延续,但从内容到功能都与明代里甲制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明清时期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动。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里甲制中“户”的衍变》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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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清代的图甲制,作为一种用于登记户籍和征纳赋税的制度,是由明代的里甲制衍变过来的。在广东,一直至民国初年,它都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地方管理制度。这一制度虽是明代里甲制的延续,但从内容到功能都与明代里甲制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明清时期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动。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里甲制中“户”的衍变》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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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拙作《论明清时期福建家族内义田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论述了明清福建义田发展的大体情形,并指出义田有超出家族发展的趋向。本文拟从乡治角度分析清代福建义田发展的社会原因以及义田发展对清代福建乡治的影响。 一、清代福建义田发展的社会原因 清代福建义田的来源广泛,包括了官捐、义民捐、商捐、诸生捐、僧捐和义节之妇捐等,其中,商捐又成为这一时期义田发展的显著特点。许多人由贫致富而纷纷兴办义田,成为当时时尚之所趋,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原因:
1991年02期 43-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98k] [下载次数：39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1 ] |[阅读次数：1 ] - 王日根
<正> 拙作《论明清时期福建家族内义田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论述了明清福建义田发展的大体情形,并指出义田有超出家族发展的趋向。本文拟从乡治角度分析清代福建义田发展的社会原因以及义田发展对清代福建乡治的影响。 一、清代福建义田发展的社会原因 清代福建义田的来源广泛,包括了官捐、义民捐、商捐、诸生捐、僧捐和义节之妇捐等,其中,商捐又成为这一时期义田发展的显著特点。许多人由贫致富而纷纷兴办义田,成为当时时尚之所趋,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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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拙作《论明清时期福建家族内义田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论述了明清福建义田发展的大体情形,并指出义田有超出家族发展的趋向。本文拟从乡治角度分析清代福建义田发展的社会原因以及义田发展对清代福建乡治的影响。 一、清代福建义田发展的社会原因 清代福建义田的来源广泛,包括了官捐、义民捐、商捐、诸生捐、僧捐和义节之妇捐等,其中,商捐又成为这一时期义田发展的显著特点。许多人由贫致富而纷纷兴办义田,成为当时时尚之所趋,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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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哈密维王的历史从1697年清政府授予维吾尔族首领额贝都拉为“哈密回部一等扎萨克达尔罕”(意为世袭封建主)始,至1931年新疆省政府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哈密王的世袭统治止,历经九代,共有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其最后一代统治者为沙木胡索特,他于1882年袭爵,死于1930年,统治哈密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他统治时期,加剧了对属民的压迫和剥削,引起了社会的不断动荡。本文主要依据我在哈密实地考察所收集到的口碑资料,结合其他有关资料,对沙木胡索特王统治时期哈密维吾尔人的农业状况作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1991年02期 50-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96k] [下载次数：13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1 ] - 黄建华
<正> 哈密维王的历史从1697年清政府授予维吾尔族首领额贝都拉为“哈密回部一等扎萨克达尔罕”(意为世袭封建主)始,至1931年新疆省政府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哈密王的世袭统治止,历经九代,共有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其最后一代统治者为沙木胡索特,他于1882年袭爵,死于1930年,统治哈密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他统治时期,加剧了对属民的压迫和剥削,引起了社会的不断动荡。本文主要依据我在哈密实地考察所收集到的口碑资料,结合其他有关资料,对沙木胡索特王统治时期哈密维吾尔人的农业状况作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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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哈密维王的历史从1697年清政府授予维吾尔族首领额贝都拉为“哈密回部一等扎萨克达尔罕”(意为世袭封建主)始,至1931年新疆省政府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哈密王的世袭统治止,历经九代,共有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其最后一代统治者为沙木胡索特,他于1882年袭爵,死于1930年,统治哈密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他统治时期,加剧了对属民的压迫和剥削,引起了社会的不断动荡。本文主要依据我在哈密实地考察所收集到的口碑资料,结合其他有关资料,对沙木胡索特王统治时期哈密维吾尔人的农业状况作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1991年02期 50-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96k] [下载次数：13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1 ] - 戴一峰
<正> (一)森林资源、产区分布和木材种类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具有良好的林木生长条件。一是福建境内多山地、丘陵,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95％。山地丘陵海拔多在1000米以下,且以红壤;黄壤居多,土层较为深厚;二是福建所处纬度较低,属亚热带气候。全年少见霜雪,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水热资源丰富。是故,福建林木生长较速,森林资源甚丰。对此,地方文献多见记载。如唐代福建:“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逋尔城邑,穷林巨涧,茂木深翳,少离人迹,皆虎豺猿猱之墟”。①明代闽北“高阳之产杉木也,比于楚材。岁中所伐,以亿万计”。②清代武夷山“九曲溪中,两岸树木交荫,不见天日。”③汀州“漫山皆杉木。”④而南平“山势崔嵬,林木蓊郁”。⑤“木有杉松,既多且遍,随地皆宜,斯为大宗。”⑥
1991年02期 57-6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37k] [下载次数：42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6 ] |[阅读次数：1 ] - 戴一峰
<正> (一)森林资源、产区分布和木材种类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具有良好的林木生长条件。一是福建境内多山地、丘陵,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95％。山地丘陵海拔多在1000米以下,且以红壤;黄壤居多,土层较为深厚;二是福建所处纬度较低,属亚热带气候。全年少见霜雪,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水热资源丰富。是故,福建林木生长较速,森林资源甚丰。对此,地方文献多见记载。如唐代福建:“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逋尔城邑,穷林巨涧,茂木深翳,少离人迹,皆虎豺猿猱之墟”。①明代闽北“高阳之产杉木也,比于楚材。岁中所伐,以亿万计”。②清代武夷山“九曲溪中,两岸树木交荫,不见天日。”③汀州“漫山皆杉木。”④而南平“山势崔嵬,林木蓊郁”。⑤“木有杉松,既多且遍,随地皆宜,斯为大宗。”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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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森林资源、产区分布和木材种类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具有良好的林木生长条件。一是福建境内多山地、丘陵,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95％。山地丘陵海拔多在1000米以下,且以红壤;黄壤居多,土层较为深厚;二是福建所处纬度较低,属亚热带气候。全年少见霜雪,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水热资源丰富。是故,福建林木生长较速,森林资源甚丰。对此,地方文献多见记载。如唐代福建:“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逋尔城邑,穷林巨涧,茂木深翳,少离人迹,皆虎豺猿猱之墟”。①明代闽北“高阳之产杉木也,比于楚材。岁中所伐,以亿万计”。②清代武夷山“九曲溪中,两岸树木交荫,不见天日。”③汀州“漫山皆杉木。”④而南平“山势崔嵬,林木蓊郁”。⑤“木有杉松,既多且遍,随地皆宜,斯为大宗。”⑥
1991年02期 57-6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37k] [下载次数：42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6 ] |[阅读次数：1 ] - 曲从规
<正> 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荣家企业在民族资本企业中,无论其生产规模还是在经营管理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上海和长江三角洲聚集着中国80％工业。自逊清以来,实业人材辈出,但以张季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规模最为宏大。无锡这个小上海,产生的人材,尤其不少……但综合无锡工业传统的,却推荣氏家族,在纺织面粉业均占领导地位。”荣家企业在其总公司属下共有21个工厂,分3个系统,即茂新面粉系统(4个工厂)、福新面粉系统(8个工厂)、申新纺织系统(9个工厂)。另附设公益铁工厂、开源机器工程公司等。此外,还有荣家的旁系企业(即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二人的亲属所开设的企业):纺织方面的有鸿丰纱厂、鸿丰仓库打包厂(为荣宗敬长子荣鸿元所开设)、天元实业公司(内设棉纺厂、毛纺厂、麻纺厂,为荣研仁所属)、合丰企业公司(内设纺织厂、丝织厂,由荣一心及姐丈唐熊源所办);面粉方面有建成面粉公司、鸿丰面粉公司;铁工化工等方面有合丰电机厂、兴业实业工程公司、大光化学工业公司、宏文造纸厂等。
1991年02期 67-7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17k] [下载次数：44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4 ] |[阅读次数：1 ] - 曲从规
<正> 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荣家企业在民族资本企业中,无论其生产规模还是在经营管理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上海和长江三角洲聚集着中国80％工业。自逊清以来,实业人材辈出,但以张季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规模最为宏大。无锡这个小上海,产生的人材,尤其不少……但综合无锡工业传统的,却推荣氏家族,在纺织面粉业均占领导地位。”荣家企业在其总公司属下共有21个工厂,分3个系统,即茂新面粉系统(4个工厂)、福新面粉系统(8个工厂)、申新纺织系统(9个工厂)。另附设公益铁工厂、开源机器工程公司等。此外,还有荣家的旁系企业(即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二人的亲属所开设的企业):纺织方面的有鸿丰纱厂、鸿丰仓库打包厂(为荣宗敬长子荣鸿元所开设)、天元实业公司(内设棉纺厂、毛纺厂、麻纺厂,为荣研仁所属)、合丰企业公司(内设纺织厂、丝织厂,由荣一心及姐丈唐熊源所办);面粉方面有建成面粉公司、鸿丰面粉公司;铁工化工等方面有合丰电机厂、兴业实业工程公司、大光化学工业公司、宏文造纸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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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荣家企业在民族资本企业中,无论其生产规模还是在经营管理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上海和长江三角洲聚集着中国80％工业。自逊清以来,实业人材辈出,但以张季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规模最为宏大。无锡这个小上海,产生的人材,尤其不少……但综合无锡工业传统的,却推荣氏家族,在纺织面粉业均占领导地位。”荣家企业在其总公司属下共有21个工厂,分3个系统,即茂新面粉系统(4个工厂)、福新面粉系统(8个工厂)、申新纺织系统(9个工厂)。另附设公益铁工厂、开源机器工程公司等。此外,还有荣家的旁系企业(即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二人的亲属所开设的企业):纺织方面的有鸿丰纱厂、鸿丰仓库打包厂(为荣宗敬长子荣鸿元所开设)、天元实业公司(内设棉纺厂、毛纺厂、麻纺厂,为荣研仁所属)、合丰企业公司(内设纺织厂、丝织厂,由荣一心及姐丈唐熊源所办);面粉方面有建成面粉公司、鸿丰面粉公司;铁工化工等方面有合丰电机厂、兴业实业工程公司、大光化学工业公司、宏文造纸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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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山东的草辫业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兴起的外向型手工业。它伴随着山东人民的血泪和不幸,打开了山东对外贸易的新局面,也给山东社会经济提供了争取近代化的有力手段。出口手工业在山东近代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本课题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将对草辫业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一全面考察,并从中总结历史教训。本文论述的时间下限止于1930年。
1991年02期 79-8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65k] [下载次数：27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7 ] |[阅读次数：1 ] - 王传荣
<正> 山东的草辫业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兴起的外向型手工业。它伴随着山东人民的血泪和不幸,打开了山东对外贸易的新局面,也给山东社会经济提供了争取近代化的有力手段。出口手工业在山东近代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本课题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将对草辫业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一全面考察,并从中总结历史教训。本文论述的时间下限止于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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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山东的草辫业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兴起的外向型手工业。它伴随着山东人民的血泪和不幸,打开了山东对外贸易的新局面,也给山东社会经济提供了争取近代化的有力手段。出口手工业在山东近代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本课题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将对草辫业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一全面考察,并从中总结历史教训。本文论述的时间下限止于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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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趁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出现松动的有利时机,收回部分海关主权,海关缉私工作也得以整顿加强。然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国的国家主权完整遭受严重的破坏,海关缉私工作丧失了根本的保证,因此呈现出急转直下的衰败景象。 一、华北走私与海关缉私工作的破坏 日本帝国主义奉行对外扩张政策,于1931年发动“9·18”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东北海关已无法正常执行缉私任务。翌年,日本关东军一手扶植满洲国傀儡政权,组织“满洲国税关”,强行接管东北海关。国民政府不得不于同年9月25日起封闭东北各关。为了进一步变华北为日本的殖民地,日军于1933年3月侵占热河后大举进攻长城各口,进逼平津。
1991年02期 86-9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91k] [下载次数：33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1 ] |[阅读次数：1 ] - 连心豪
<正>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趁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出现松动的有利时机,收回部分海关主权,海关缉私工作也得以整顿加强。然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国的国家主权完整遭受严重的破坏,海关缉私工作丧失了根本的保证,因此呈现出急转直下的衰败景象。 一、华北走私与海关缉私工作的破坏 日本帝国主义奉行对外扩张政策,于1931年发动“9·18”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东北海关已无法正常执行缉私任务。翌年,日本关东军一手扶植满洲国傀儡政权,组织“满洲国税关”,强行接管东北海关。国民政府不得不于同年9月25日起封闭东北各关。为了进一步变华北为日本的殖民地,日军于1933年3月侵占热河后大举进攻长城各口,进逼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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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趁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出现松动的有利时机,收回部分海关主权,海关缉私工作也得以整顿加强。然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国的国家主权完整遭受严重的破坏,海关缉私工作丧失了根本的保证,因此呈现出急转直下的衰败景象。 一、华北走私与海关缉私工作的破坏 日本帝国主义奉行对外扩张政策,于1931年发动“9·18”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东北海关已无法正常执行缉私任务。翌年,日本关东军一手扶植满洲国傀儡政权,组织“满洲国税关”,强行接管东北海关。国民政府不得不于同年9月25日起封闭东北各关。为了进一步变华北为日本的殖民地,日军于1933年3月侵占热河后大举进攻长城各口,进逼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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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唐长安城有人口百万,已是史学界公认的定论。然而笔者最近调查统计,唐代长安城的实际人口数字远远没有达到百万,只是它的一半多一点,即五──六十万之间。 正史里从没有过“长安城人口百万”的记载。凡持长安城人口百万之说的学者,主要的依据是唐人的诗文对长安人口的记载。岑参在《秋夜闻笛》诗中写道:“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韩愈《出门》也有这样的诗句:“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元稹在《遣兴十首》中亦云:“城中百万家,冤哀杂丝管。”另外,韩愈在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的《论今年权停选举状》对长安的人口也有这样的记载:“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都计举者,不过五七千人,并其僮仆畜马,不当京师百万分之一。”分析以上数字,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上的数字都是笼而统之的说法,没有经过实际统计,有的干脆是为了诗文的押韵而作,因而可信程度不大。
1991年02期 94-9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0k] [下载次数：34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8 ] |[阅读次数：1 ] - 郑显文
<正> 唐长安城有人口百万,已是史学界公认的定论。然而笔者最近调查统计,唐代长安城的实际人口数字远远没有达到百万,只是它的一半多一点,即五──六十万之间。 正史里从没有过“长安城人口百万”的记载。凡持长安城人口百万之说的学者,主要的依据是唐人的诗文对长安人口的记载。岑参在《秋夜闻笛》诗中写道:“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韩愈《出门》也有这样的诗句:“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元稹在《遣兴十首》中亦云:“城中百万家,冤哀杂丝管。”另外,韩愈在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的《论今年权停选举状》对长安的人口也有这样的记载:“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都计举者,不过五七千人,并其僮仆畜马,不当京师百万分之一。”分析以上数字,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上的数字都是笼而统之的说法,没有经过实际统计,有的干脆是为了诗文的押韵而作,因而可信程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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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唐长安城有人口百万,已是史学界公认的定论。然而笔者最近调查统计,唐代长安城的实际人口数字远远没有达到百万,只是它的一半多一点,即五──六十万之间。 正史里从没有过“长安城人口百万”的记载。凡持长安城人口百万之说的学者,主要的依据是唐人的诗文对长安人口的记载。岑参在《秋夜闻笛》诗中写道:“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韩愈《出门》也有这样的诗句:“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元稹在《遣兴十首》中亦云:“城中百万家,冤哀杂丝管。”另外,韩愈在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的《论今年权停选举状》对长安的人口也有这样的记载:“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都计举者,不过五七千人,并其僮仆畜马,不当京师百万分之一。”分析以上数字,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上的数字都是笼而统之的说法,没有经过实际统计,有的干脆是为了诗文的押韵而作,因而可信程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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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乾道五年,朝廷下过诏书:“应福建路有贫乏之家生子者,许经所属具陈,要自长官验实,每生一子,给常平米一石、钱一贯,助其养助,……以臣寮言,福建路乃有不举之风,益缘贫乏,无以赡给”。 庆元元年,余端礼、郑侨也称,“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为此,福建提举宋之瑞再次上书朝廷,“乞免鬻建、剑、汀、邵没官田,收其租助民举子之费。”诏从之。 王鼎徙建州,史书也载,建州“其俗生子多不举,鼎为条教禁止”。 如上所载,福建“生子多不举”,原因似是“地狭人稠,无以赡养”,即耕地少,人口过剩的缘故。
1991年02期 95-9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3k] [下载次数：36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0 ] |[阅读次数：1 ] - 林汀水
<正> 乾道五年,朝廷下过诏书:“应福建路有贫乏之家生子者,许经所属具陈,要自长官验实,每生一子,给常平米一石、钱一贯,助其养助,……以臣寮言,福建路乃有不举之风,益缘贫乏,无以赡给”。 庆元元年,余端礼、郑侨也称,“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为此,福建提举宋之瑞再次上书朝廷,“乞免鬻建、剑、汀、邵没官田,收其租助民举子之费。”诏从之。 王鼎徙建州,史书也载,建州“其俗生子多不举,鼎为条教禁止”。 如上所载,福建“生子多不举”,原因似是“地狭人稠,无以赡养”,即耕地少,人口过剩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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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乾道五年,朝廷下过诏书:“应福建路有贫乏之家生子者,许经所属具陈,要自长官验实,每生一子,给常平米一石、钱一贯,助其养助,……以臣寮言,福建路乃有不举之风,益缘贫乏,无以赡给”。 庆元元年,余端礼、郑侨也称,“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为此,福建提举宋之瑞再次上书朝廷,“乞免鬻建、剑、汀、邵没官田,收其租助民举子之费。”诏从之。 王鼎徙建州,史书也载,建州“其俗生子多不举,鼎为条教禁止”。 如上所载,福建“生子多不举”,原因似是“地狭人稠,无以赡养”,即耕地少,人口过剩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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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对于台湾经济史的研究,是目前大陆史学界的薄弱环节,这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数十年来海峡两岸的相互隔绝;二是研究这一领域的有关资料相当零散,加上两岸隔绝,搜寻更为不易,从而使研究者们望而却步。随着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逐渐开放,黄福才同志潜心钻研,终于写成《台湾商业史》一书(该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填补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这一空白,是一个崭新的突破,诚如陈孔立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指出:“在台湾商业史方面,还没有人做到过象他这样全面、具体、深入的研究。” 笔者拜读了《台湾商业史》之后,觉得它具有三个鲜明的特色。 一,此书比较完整地介绍了台湾商业史发展的全过程,时间跨度从宋元时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960——1945年),长达一千年。条理性的整体描述,不仅为人们全面了解台湾商业史提供了生动的概貌,而且也使人们认识到台湾商业史发展的艰难曲折以及它与大陆经济的密不可分。
1991年02期 9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1k] [下载次数：8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成言
<正> 对于台湾经济史的研究,是目前大陆史学界的薄弱环节,这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数十年来海峡两岸的相互隔绝;二是研究这一领域的有关资料相当零散,加上两岸隔绝,搜寻更为不易,从而使研究者们望而却步。随着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逐渐开放,黄福才同志潜心钻研,终于写成《台湾商业史》一书(该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填补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这一空白,是一个崭新的突破,诚如陈孔立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指出:“在台湾商业史方面,还没有人做到过象他这样全面、具体、深入的研究。” 笔者拜读了《台湾商业史》之后,觉得它具有三个鲜明的特色。 一,此书比较完整地介绍了台湾商业史发展的全过程,时间跨度从宋元时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960——1945年),长达一千年。条理性的整体描述,不仅为人们全面了解台湾商业史提供了生动的概貌,而且也使人们认识到台湾商业史发展的艰难曲折以及它与大陆经济的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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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对于台湾经济史的研究,是目前大陆史学界的薄弱环节,这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数十年来海峡两岸的相互隔绝;二是研究这一领域的有关资料相当零散,加上两岸隔绝,搜寻更为不易,从而使研究者们望而却步。随着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逐渐开放,黄福才同志潜心钻研,终于写成《台湾商业史》一书(该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填补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这一空白,是一个崭新的突破,诚如陈孔立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指出:“在台湾商业史方面,还没有人做到过象他这样全面、具体、深入的研究。” 笔者拜读了《台湾商业史》之后,觉得它具有三个鲜明的特色。 一,此书比较完整地介绍了台湾商业史发展的全过程,时间跨度从宋元时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960——1945年),长达一千年。条理性的整体描述,不仅为人们全面了解台湾商业史提供了生动的概貌,而且也使人们认识到台湾商业史发展的艰难曲折以及它与大陆经济的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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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冯尔康、常建华二先生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一书,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社会史专著,该书的出版,必将为促进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入起着重大的作用。 全书共分十二章,从清人的等级社会生活、社团活动,宗族社会、家庭结构和人们 的移动、就业,社会救济及一般民众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时令节日、文化娱乐、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的生活方式和习俗,都作了广泛而细致的分析,作者在对汉族社会作重点描绘的同时,还对满、藏、蒙古、回、苗、壮、维吾尔、高山族等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习俗作了全面的介绍。这种多层面、多角度的社会史描述,不仅为人们全面地了解清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幅极为完整的历史图卷,而且也为中国社会史的深入研究,开创了一个很值得借鉴的研究构架。
1991年02期 99-9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1k] [下载次数：32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1 ] - 陈支平
<正> 冯尔康、常建华二先生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一书,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社会史专著,该书的出版,必将为促进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入起着重大的作用。 全书共分十二章,从清人的等级社会生活、社团活动,宗族社会、家庭结构和人们 的移动、就业,社会救济及一般民众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时令节日、文化娱乐、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的生活方式和习俗,都作了广泛而细致的分析,作者在对汉族社会作重点描绘的同时,还对满、藏、蒙古、回、苗、壮、维吾尔、高山族等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习俗作了全面的介绍。这种多层面、多角度的社会史描述,不仅为人们全面地了解清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幅极为完整的历史图卷,而且也为中国社会史的深入研究,开创了一个很值得借鉴的研究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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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冯尔康、常建华二先生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一书,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社会史专著,该书的出版,必将为促进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入起着重大的作用。 全书共分十二章,从清人的等级社会生活、社团活动,宗族社会、家庭结构和人们 的移动、就业,社会救济及一般民众的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时令节日、文化娱乐、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的生活方式和习俗,都作了广泛而细致的分析,作者在对汉族社会作重点描绘的同时,还对满、藏、蒙古、回、苗、壮、维吾尔、高山族等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习俗作了全面的介绍。这种多层面、多角度的社会史描述,不仅为人们全面地了解清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幅极为完整的历史图卷,而且也为中国社会史的深入研究,开创了一个很值得借鉴的研究构架。
1991年02期 99-9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1k] [下载次数：32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1 ] - 詹华庆
<正> 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编译的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新近以中、英两种文字分别由中华书局、中国外文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该书是利用中国海关档案中保存的中国近代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其亲密助手、中国近代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之间的函电和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复制的金登干流散信件整理编辑而成,书中大量的函电揭示了许多迄今不为人所知或之不详的中国近代海关内幕及晚清外交秘密,其价值之高不能不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重视。
1991年02期 10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9k] [下载次数：25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1 ] - 詹华庆
<正> 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编译的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新近以中、英两种文字分别由中华书局、中国外文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该书是利用中国海关档案中保存的中国近代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其亲密助手、中国近代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之间的函电和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复制的金登干流散信件整理编辑而成,书中大量的函电揭示了许多迄今不为人所知或之不详的中国近代海关内幕及晚清外交秘密,其价值之高不能不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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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编译的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新近以中、英两种文字分别由中华书局、中国外文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该书是利用中国海关档案中保存的中国近代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其亲密助手、中国近代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之间的函电和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复制的金登干流散信件整理编辑而成,书中大量的函电揭示了许多迄今不为人所知或之不详的中国近代海关内幕及晚清外交秘密,其价值之高不能不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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