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转输贸易

<正> 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是近年来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遗憾的是人们对此路贸易发展的研究还停留在对部分原始史料的引用和定性描述,对此条丝路贸易发展水平、特点缺乏深入全面的比较研究,就得出这条丝路重要性和贸易水平同西北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不相上下的结论。本文拟就唐宋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转输贸易发展作一全面考察,以求教于同行。 (1)川滇段贸易 用滇段的商业贸易以进贡回赐和官办的茶马贸易为主.以进贡论之,据《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和 《册府元龟》等记载,从开元开始,南诏等少数民族进贡不断。唐朝南诏进贡:开元两次、贞元八次、永贞一次、元和十三次、长庆一次、宝历一次、太和八次、开成五次、会昌二次、大中一次。《册府元龟》卷972《外臣·朝贡》:

论夹锡钱

<正> 在宋代货币史上,曾经出现过一种“夹锡钱”。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钱?学术界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关于夹锡钱产生的原因、铸行的情况、币材的成分以及流通的危害等一系列问题,都很值得研究。本文想就这些问题,进行一番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夹锡钱产生的原因 夹锡钱初铸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直到重和年间仍在继续铸行。据《宋史·食货志·钱币》篇说,在宋代的各类金属货币中,“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可见这是一种劣币。宋徽宗为什么要铸造这种劣币呢?这还得从当时北宋政府的财政状况谈起。

明代广州的商业中心地位与东南一大都会的形成

<正> 广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的对外贸易的港市。入明之后,广州由过去为国内的丝绸、陶瓷两大传统产品出口与国外的高级奢侈品、消费品进口为特征的港市,转变为一个多功能的城市:既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又是广东的商业中心和东南一大都会。由于广州的商业贸易地位的变化,从而使广州的商业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都跨进了前所未有的阶段。 (一) 在没有论述广州商业繁荣之前,很有必要先谈广州城的改造与扩建。因为这与明代广州商业的繁荣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正> 清代江西是我国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但至今对江西经济的专门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探讨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问题。 一、清代江西农村经济结构的嬗变 在封建社会的农村,占主体的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表现在经济结构上有两个特点:其一,农村以农为主,工商业仅占很小的比例;其二,农业生产以粮食为主,和副业生产的纺织业相结合,男耕女织,形成自然经济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交换极不发达,商业仅在强大的自然经济壁垒的空隙中生存,其局限性很突出。

清代的盐官与盐政

<正> 对于一个政权而言,吏治好坏是至关重要的。贪官污吏的不法行径往往会导致经济的衰退,社会的动乱、乃至这一政权的最终倒台。而主管经济部门的官吏之行为对经济的影响则更为直接。清朝负起这一责任的机构是内务府。 内务府是清王朝特有的一个国家机关。最初,它是清朝统治者接受了明朝宦官乱政的教训,为杜绝阉竖擅权之现象而设立的。因而《清通考》上说它的职掌是:“掌内府财用出入、祭祀、宴飨、膳馐、衣服、赐予、刑法、工作教习之事”,换言之,内务府是代替宦官来管理天子之家事。随着历史的变迁,内务府的职权范围逐渐扩大,远非限于宫苑之内,其触角延伸到全国许多地方、许多部门,尤其是诸种生利事业,如盐差、关差、织造等职务均由内务府所包揽:“……(内务府)有郎中、员外、主事各员。盐政、税关、织造诸差,即于郎中等员内简派……。”正是由于内务府承担起了管理清代重要经济部门盐业的职责,它所派出的盐官就对盐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盐官的胡作非为成为清代盐法大坏的主要原因。

文化活动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中山小榄菊花会的考察

<正> 广东省中山市的小榄镇位于珠江三角洲中部。自明代以后,随着沙田的大规模开发,大量的包佃人、耕夫和蛋民从四面八方移到这一带定居,逐渐形成了一批新的村落和市镇。小榄就是这样一个由新沙田区中的定居点经过近五个世纪发展而成的新兴市镇。有五十七个姓氏在镇上修建了祠堂,其中何、李、麦三姓最有势力。他们通过修撰缜密周详的族谱来炫耀其书香世胄的门第,构筑富丽堂皇的祠堂以显示其在地方上的威势。在1949年以前,这个仅有12,000人的镇内,就有387间祠堂和160座寺庙。菊花是这个镇特有的一种文化象征,据说,在几百年前最早的移民就是为菊花的吸引而在此地定居下来的。至今,这个镇仍被称为菊城。

清代鸦片战争前国外粮食输入问题

<正> 在清代以前的进出口贸易中,基本上不存在国外粮食输入问题,即使到明朝中后期,粮食也根本不作为一类商品输入贸易。这一方面是由于粮食这种低价值、重体积及不易保藏装卸易损坏的商品,在当时极为原始的长途航海贩运中,毫无利润可言,不可能成为商人热衷于贸易的货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内粮食供求平衡,不需要外国粮食输入。同时还应注意的是,南洋得到较快的开发是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在此以前还不具备粮食输出能力,进入清代以后,尤其是到康熙中后期,随着人口的高速增长和可耕荒地开垦殆尽(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下),粮食问题愈益尖锐,表现在粮食市场供求关系上是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和不断上涨,康熙四十八年(1709)谕令大学士等调查京城及江浙一带粮价上涨的原因,李光地奏:“米价之贵,盖因人民繁庶之故”,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垦荒问题谕

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

<正> 十七世纪中叶,刚刚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战乱中建立起来的清朝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促进农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扶植自耕农的政策措施,使地权趋向分散,许多农民成为小土地占有者。这种以自家劳动为基础的小自耕农的大量涌现,意味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削弱。 但是,随着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长,这个小自耕农社会开始不断分化。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区,已经无法维持传统的以自家消费为主的粮食作物种植型式。它迫使人们不得不放弃田园牧歌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代之以种植获利较高的商品性作物,以便在狭小的耕地上获得更多一些收益。

威厚阔、李德立与裁厘加税——记八十八年前的一次争论

<正> 一、开篇 裁厘加税是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项迁延时日的交涉,从最初提出到最后结束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光阴。本文介绍的八十八年前的这一段争议,不过是这个漫长过程中一个很小的片断。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从中可以看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这一场争议,出现在1902年10月间上海英商团体──伦敦中国协会上海分会的一次讨论马凯条约是否应该批准的特别会议上。争论的焦点就是裁厘加税问题。会上出现了尖锐对立的意见:一方为条约百般辩护,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批准;一方则坚决反对,要求彻底修改或推到重来。双方都有一个头面人物作为他们的代表,势均力敌。

二战时期国统区的三次大灾荒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正>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特别是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建立的最初十年(1927—1937)间,其灾荒之多,灾情之重,灾区之广,灾民之众,是世界罕有的,正如当时有人所说的:各种自然灾害“中国无不包罗兼备,饱尝忧患。其灾害之程度,远者姑且勿论,仅民国成立之十二余年间,中华民族元气之损伤于斯者,其数字真难以估计,此诚五洲各国稀有之现象也！” 本文拟通过一些历史资料,对这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三次大灾荒:(即1928—1930年西北大旱灾:1931年的江淮大水灾;1934年的全国大水,旱灾的实况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作一略述。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评介——兼论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科书的缺陷与不足

<正> 著名经济史专家赵德馨教授主编,中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辽宁大学、云南大学、暨南大学等五校从事经济史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集体撰写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以 下简称《教程》一书,作为国家教委推荐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88年底出版问世了。该出版社在对《教程》的介绍中,强调指出它是一本“学术著作”。细读《教程》再三,将之与建国以来大陆出版的约10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材相比,觉得它确实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有其独到之处。从结构框架、研究分析方法,到内容观点,有突破,有创新。《教程》的主编与其他作者,凭着一个科研工作者对社会的执诚责任心,和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严肃科研态度,对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发展过程及其规律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完成了这部建国以来最新的、令人满意的教科书。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研究推到了新的、更高的层次,打破了解放几十年来同类学科教材质量徘徊不前的局面。纵观全书,其优点可谓俯拾皆是。其中突出者有以下各端。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九○年总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