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磐
<正> 乱世给人民造成无穷的痛苦和灾难,但也是宗教和寺院势力发展兴盛的温床。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期,佛教的广为传播和寺院势力的迅速上升,职此之由。 说到佛教的广为传播和寺院势力的兴盛,得先交代一下佛教的传入。或者为了神奇其事,谓周昭王时已知西方有佛出世,或言周穆王时已有佛神“化人”东来,或谓孔子已知西方有佛,或说秦朝时有沙门来化导秦始皇,这些都是荒诞不经之说,可以不攻自破。其次,或谓张骞通西域,佛教因之传入;或言霍去病攻打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置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此金人就是佛身;或言刘向校书天禄阁,已见到佛经;这些说法,也在疑似之间。及至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宪,得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这一说法或者
1988年01期 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56k] [下载次数：82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9 ] |[阅读次数：1 ] - 韩国磐
<正> 乱世给人民造成无穷的痛苦和灾难,但也是宗教和寺院势力发展兴盛的温床。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期,佛教的广为传播和寺院势力的迅速上升,职此之由。 说到佛教的广为传播和寺院势力的兴盛,得先交代一下佛教的传入。或者为了神奇其事,谓周昭王时已知西方有佛出世,或言周穆王时已有佛神“化人”东来,或谓孔子已知西方有佛,或说秦朝时有沙门来化导秦始皇,这些都是荒诞不经之说,可以不攻自破。其次,或谓张骞通西域,佛教因之传入;或言霍去病攻打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置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此金人就是佛身;或言刘向校书天禄阁,已见到佛经;这些说法,也在疑似之间。及至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宪,得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这一说法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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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乱世给人民造成无穷的痛苦和灾难,但也是宗教和寺院势力发展兴盛的温床。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期,佛教的广为传播和寺院势力的迅速上升,职此之由。 说到佛教的广为传播和寺院势力的兴盛,得先交代一下佛教的传入。或者为了神奇其事,谓周昭王时已知西方有佛出世,或言周穆王时已有佛神“化人”东来,或谓孔子已知西方有佛,或说秦朝时有沙门来化导秦始皇,这些都是荒诞不经之说,可以不攻自破。其次,或谓张骞通西域,佛教因之传入;或言霍去病攻打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置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此金人就是佛身;或言刘向校书天禄阁,已见到佛经;这些说法,也在疑似之间。及至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宪,得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这一说法或者
1988年01期 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56k] [下载次数：82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9 ] |[阅读次数：1 ] - 童超
<正> 关于曹魏屯田制的研究,长期以来是我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似乎已经题无剩义,但认真反思又不难发现,许多问题并未解决,犹存争议;某些成说亦未尽善,有待修正。本文仅就曹魏屯田的广泛推行与经营管理问题略陈浅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曹魏广置屯田的社会历史条件 首先考察一下曹魏广置屯田前夜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解决粮食奇缺问题,关系着逐鹿中原的枭雄胜败存亡的当务之急。东汉末年,战乱的破坏程度远甚于西汉末年王莽之乱,正如政论家仲长统所指出的,“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
1988年01期 12-19+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53k] [下载次数：50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1 ] - 童超
<正> 关于曹魏屯田制的研究,长期以来是我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似乎已经题无剩义,但认真反思又不难发现,许多问题并未解决,犹存争议;某些成说亦未尽善,有待修正。本文仅就曹魏屯田的广泛推行与经营管理问题略陈浅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曹魏广置屯田的社会历史条件 首先考察一下曹魏广置屯田前夜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解决粮食奇缺问题,关系着逐鹿中原的枭雄胜败存亡的当务之急。东汉末年,战乱的破坏程度远甚于西汉末年王莽之乱,正如政论家仲长统所指出的,“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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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关于曹魏屯田制的研究,长期以来是我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似乎已经题无剩义,但认真反思又不难发现,许多问题并未解决,犹存争议;某些成说亦未尽善,有待修正。本文仅就曹魏屯田的广泛推行与经营管理问题略陈浅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曹魏广置屯田的社会历史条件 首先考察一下曹魏广置屯田前夜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解决粮食奇缺问题,关系着逐鹿中原的枭雄胜败存亡的当务之急。东汉末年,战乱的破坏程度远甚于西汉末年王莽之乱,正如政论家仲长统所指出的,“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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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宋代为了防止辽及西夏的入侵,先后于河北、河东、陕西等三路进行屯田和营田。“本朝自淳化以来,始用何承矩措置北边屯田,开塘泺之利以限北虏,相继西北二边亦广屯田。”这里的北边,即河北路,西北二边指河东、陕西二路。 宋朝西北地区的屯田和营田,与其他地区(诸如河北雄州、莫州、(雨巴)州一带,及湖南沅州一带)的屯田和营田相比较,显得特别重要。其所以重要,第一,持续时间长,涉及地区广。从时间看,自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陕西转运使郑文宝于贺兰山下屯田开始,至宁宗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四川宣抚副使安丙“于关外广结义士,月给以粮,俾各保田
1988年01期 20-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09k] [下载次数：48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7 ] |[阅读次数：1 ] - 李蔚
<正> 宋代为了防止辽及西夏的入侵,先后于河北、河东、陕西等三路进行屯田和营田。“本朝自淳化以来,始用何承矩措置北边屯田,开塘泺之利以限北虏,相继西北二边亦广屯田。”这里的北边,即河北路,西北二边指河东、陕西二路。 宋朝西北地区的屯田和营田,与其他地区(诸如河北雄州、莫州、(雨巴)州一带,及湖南沅州一带)的屯田和营田相比较,显得特别重要。其所以重要,第一,持续时间长,涉及地区广。从时间看,自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陕西转运使郑文宝于贺兰山下屯田开始,至宁宗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四川宣抚副使安丙“于关外广结义士,月给以粮,俾各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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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宋代为了防止辽及西夏的入侵,先后于河北、河东、陕西等三路进行屯田和营田。“本朝自淳化以来,始用何承矩措置北边屯田,开塘泺之利以限北虏,相继西北二边亦广屯田。”这里的北边,即河北路,西北二边指河东、陕西二路。 宋朝西北地区的屯田和营田,与其他地区(诸如河北雄州、莫州、(雨巴)州一带,及湖南沅州一带)的屯田和营田相比较,显得特别重要。其所以重要,第一,持续时间长,涉及地区广。从时间看,自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陕西转运使郑文宝于贺兰山下屯田开始,至宁宗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四川宣抚副使安丙“于关外广结义士,月给以粮,俾各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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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明清时期,我国山区经济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景德镇是一座山区手工业城市,其地理条件与交通方便的城镇有所不同。这座城市所需的农林产品主要靠浮梁农村供应,因而探讨浮梁的农林商品可从一个地区反映明清时期山区的经济水平和城乡经济联系的作用。
1988年01期 28-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25k] [下载次数：19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8 ] |[阅读次数：1 ] - 梁淼泰
<正> 明清时期,我国山区经济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景德镇是一座山区手工业城市,其地理条件与交通方便的城镇有所不同。这座城市所需的农林产品主要靠浮梁农村供应,因而探讨浮梁的农林商品可从一个地区反映明清时期山区的经济水平和城乡经济联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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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明清时期,我国山区经济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景德镇是一座山区手工业城市,其地理条件与交通方便的城镇有所不同。这座城市所需的农林产品主要靠浮梁农村供应,因而探讨浮梁的农林商品可从一个地区反映明清时期山区的经济水平和城乡经济联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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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南京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古都之一。在封建社会前期,它作为偏安江左的六朝及南唐国家的都城,曾长期占据着东南地区政治中心的地位。在封建社会后期,南京一度作为明朝的首都,又一跃而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是,随着明朝都城的北迁,南京就由首都一降而为留都。入清以后,南京又再度下降而为省会。在南京城市政治地位发生升降浮沉的同时,城市本身也在整个社会经济的推动下,经历了一个发展与演变的过程。研究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这一历史过程,对于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发展、演变的特点与规律、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典型意义的。
1988年01期 39-45+9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86k] [下载次数：118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9 ] |[阅读次数：1 ] - 陈忠平
<正> 南京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古都之一。在封建社会前期,它作为偏安江左的六朝及南唐国家的都城,曾长期占据着东南地区政治中心的地位。在封建社会后期,南京一度作为明朝的首都,又一跃而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是,随着明朝都城的北迁,南京就由首都一降而为留都。入清以后,南京又再度下降而为省会。在南京城市政治地位发生升降浮沉的同时,城市本身也在整个社会经济的推动下,经历了一个发展与演变的过程。研究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这一历史过程,对于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发展、演变的特点与规律、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典型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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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南京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古都之一。在封建社会前期,它作为偏安江左的六朝及南唐国家的都城,曾长期占据着东南地区政治中心的地位。在封建社会后期,南京一度作为明朝的首都,又一跃而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是,随着明朝都城的北迁,南京就由首都一降而为留都。入清以后,南京又再度下降而为省会。在南京城市政治地位发生升降浮沉的同时,城市本身也在整个社会经济的推动下,经历了一个发展与演变的过程。研究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这一历史过程,对于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发展、演变的特点与规律、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典型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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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 由人丁数字来推算人口数字是清代人口计量中的一大难题。 1.清初的统计口径是丁不是口 清代至乾隆六年后有比较全面的人口数字,问题主要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人口数字应如何计量,现有的“人丁户口”数字应如何看待。 据《清实录》记载,顺治朝的“人丁户口”数为一千几百万,康熙二十五年以后超过二千万,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为2,642万,乾隆六年(1741年)一下子增到14,341万人,七年之后人增五倍,未免突然。过去在十一种著述中都肯定乾隆六年前的数字是人口数,认为清初社会经济残破,人口锐减,经过恢复,人口增长是极快的,而快是快在乾隆之初。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对之表示怀疑,认为自顺治到雍正,“人丁户口”数字实是单指男丁而言,
1988年01期 46-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36k] [下载次数：58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6 ] |[阅读次数：1 ] - 吴慧
<正> (一) 由人丁数字来推算人口数字是清代人口计量中的一大难题。 1.清初的统计口径是丁不是口 清代至乾隆六年后有比较全面的人口数字,问题主要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人口数字应如何计量,现有的“人丁户口”数字应如何看待。 据《清实录》记载,顺治朝的“人丁户口”数为一千几百万,康熙二十五年以后超过二千万,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为2,642万,乾隆六年(1741年)一下子增到14,341万人,七年之后人增五倍,未免突然。过去在十一种著述中都肯定乾隆六年前的数字是人口数,认为清初社会经济残破,人口锐减,经过恢复,人口增长是极快的,而快是快在乾隆之初。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对之表示怀疑,认为自顺治到雍正,“人丁户口”数字实是单指男丁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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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 由人丁数字来推算人口数字是清代人口计量中的一大难题。 1.清初的统计口径是丁不是口 清代至乾隆六年后有比较全面的人口数字,问题主要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人口数字应如何计量,现有的“人丁户口”数字应如何看待。 据《清实录》记载,顺治朝的“人丁户口”数为一千几百万,康熙二十五年以后超过二千万,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为2,642万,乾隆六年(1741年)一下子增到14,341万人,七年之后人增五倍,未免突然。过去在十一种著述中都肯定乾隆六年前的数字是人口数,认为清初社会经济残破,人口锐减,经过恢复,人口增长是极快的,而快是快在乾隆之初。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对之表示怀疑,认为自顺治到雍正,“人丁户口”数字实是单指男丁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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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棚民又称山棚,这一名词虽然在唐代就已出现,但它成为社会问题的却是在明清时期。“棚民”,从字面上看,是棚居之民,或者在山中棚居之人。但是,棚民的前身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他们在原籍处于国家户籍管辖之下,对国家承担法定的义务,同时也有合法的居住、生产和接受文化教育等权利。他们离开原籍来到了异土他乡,脱离了国家户籍的管辖,摆脱了对国家承担的法定义务,在不甚合法的情况下搭盖简单的草棚借以栖居,又不甚合法地佃租土地,或以其他手段谋求生业。这就促使封建政府想方设法地将棚民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由此形成了对棚民的一系列政策。因此,从编户齐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又不同于一般的编户齐民,是一批处于特殊的法律地位上的人们。
1988年01期 53-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94k] [下载次数：73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7 ] |[阅读次数：1 ] - 刘秀生
<正> 棚民又称山棚,这一名词虽然在唐代就已出现,但它成为社会问题的却是在明清时期。“棚民”,从字面上看,是棚居之民,或者在山中棚居之人。但是,棚民的前身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他们在原籍处于国家户籍管辖之下,对国家承担法定的义务,同时也有合法的居住、生产和接受文化教育等权利。他们离开原籍来到了异土他乡,脱离了国家户籍的管辖,摆脱了对国家承担的法定义务,在不甚合法的情况下搭盖简单的草棚借以栖居,又不甚合法地佃租土地,或以其他手段谋求生业。这就促使封建政府想方设法地将棚民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由此形成了对棚民的一系列政策。因此,从编户齐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又不同于一般的编户齐民,是一批处于特殊的法律地位上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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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棚民又称山棚,这一名词虽然在唐代就已出现,但它成为社会问题的却是在明清时期。“棚民”,从字面上看,是棚居之民,或者在山中棚居之人。但是,棚民的前身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他们在原籍处于国家户籍管辖之下,对国家承担法定的义务,同时也有合法的居住、生产和接受文化教育等权利。他们离开原籍来到了异土他乡,脱离了国家户籍的管辖,摆脱了对国家承担的法定义务,在不甚合法的情况下搭盖简单的草棚借以栖居,又不甚合法地佃租土地,或以其他手段谋求生业。这就促使封建政府想方设法地将棚民置于自己的管理之下,由此形成了对棚民的一系列政策。因此,从编户齐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又不同于一般的编户齐民,是一批处于特殊的法律地位上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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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解除了自顺治末年以来的海禁,开海通商,设置江、浙、闽、粤四海关作为管理机构。由于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因素,自开海通商后,粤海关关部所在地的广州对外贸易发展很快,逐步成为中外贸易的一个集结点,特别是在洪任辉案后,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宣布西洋船只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不得再到其他关口通商,从而把粤海关置于中国与西洋贸易的独占地位。当然清政府并没有罢废其余三关,中国与南洋地区的通商仍可照样在闽海关进行,前往日本的中国商船仍照样经江、浙两海关发帆出洋。只是由于在整个清代的对外贸易中,与西洋的贸易占着极大的比重,因而粤海关的地位也就显得格外地重要。
1988年01期 61-68+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15k] [下载次数：84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2 ] |[阅读次数：1 ] - 戴和
<正>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解除了自顺治末年以来的海禁,开海通商,设置江、浙、闽、粤四海关作为管理机构。由于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因素,自开海通商后,粤海关关部所在地的广州对外贸易发展很快,逐步成为中外贸易的一个集结点,特别是在洪任辉案后,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宣布西洋船只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不得再到其他关口通商,从而把粤海关置于中国与西洋贸易的独占地位。当然清政府并没有罢废其余三关,中国与南洋地区的通商仍可照样在闽海关进行,前往日本的中国商船仍照样经江、浙两海关发帆出洋。只是由于在整个清代的对外贸易中,与西洋的贸易占着极大的比重,因而粤海关的地位也就显得格外地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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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解除了自顺治末年以来的海禁,开海通商,设置江、浙、闽、粤四海关作为管理机构。由于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因素,自开海通商后,粤海关关部所在地的广州对外贸易发展很快,逐步成为中外贸易的一个集结点,特别是在洪任辉案后,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宣布西洋船只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不得再到其他关口通商,从而把粤海关置于中国与西洋贸易的独占地位。当然清政府并没有罢废其余三关,中国与南洋地区的通商仍可照样在闽海关进行,前往日本的中国商船仍照样经江、浙两海关发帆出洋。只是由于在整个清代的对外贸易中,与西洋的贸易占着极大的比重,因而粤海关的地位也就显得格外地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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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清代台湾作为新形成的农业区域,对大陆沿海特别是福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台湾输出的大宗农产物是砂糖和米谷,砂糖远销大陆北方及欧美、日本等地市场,而米谷则主要在国内埠际间进行贩运,其最主要的输出地是福建。 台湾大米对福建的输入,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大略观之,可分为“官运”和“民运”两大系统。就官运言,又可分为兵眷米谷的调运与平粜米谷的买运;就民运论,又有商船贩运、租谷内运以及非法走私等等。以往已有论者对台米输出问题进行了考察。但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仍属薄弱,而且多数论者都从总体进行观察,粗疏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因此仍有继续深入的必要。
1988年01期 69-7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52k] [下载次数：23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7 ] |[阅读次数：1 ] - 杨彦杰
<正> 清代台湾作为新形成的农业区域,对大陆沿海特别是福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台湾输出的大宗农产物是砂糖和米谷,砂糖远销大陆北方及欧美、日本等地市场,而米谷则主要在国内埠际间进行贩运,其最主要的输出地是福建。 台湾大米对福建的输入,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大略观之,可分为“官运”和“民运”两大系统。就官运言,又可分为兵眷米谷的调运与平粜米谷的买运;就民运论,又有商船贩运、租谷内运以及非法走私等等。以往已有论者对台米输出问题进行了考察。但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仍属薄弱,而且多数论者都从总体进行观察,粗疏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因此仍有继续深入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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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清代台湾作为新形成的农业区域,对大陆沿海特别是福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台湾输出的大宗农产物是砂糖和米谷,砂糖远销大陆北方及欧美、日本等地市场,而米谷则主要在国内埠际间进行贩运,其最主要的输出地是福建。 台湾大米对福建的输入,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大略观之,可分为“官运”和“民运”两大系统。就官运言,又可分为兵眷米谷的调运与平粜米谷的买运;就民运论,又有商船贩运、租谷内运以及非法走私等等。以往已有论者对台米输出问题进行了考察。但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仍属薄弱,而且多数论者都从总体进行观察,粗疏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因此仍有继续深入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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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清末民初,张謇以状元身份创办经营大生企业系统而成为名噪一时的“实业大王”。对此,史学界已多有研究。但对他在广泛社会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丰富的经济思想,涉足者尚属鲜见。故此,本文试图对张謇经济思想的发展道路,作一概括,以求抛砖引玉。并作为笔者探研张謇经济思想的开端。
1988年01期 78-8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74k] [下载次数：34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 ] |[阅读次数：2 ] - 戴一峰
<正> 清末民初,张謇以状元身份创办经营大生企业系统而成为名噪一时的“实业大王”。对此,史学界已多有研究。但对他在广泛社会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丰富的经济思想,涉足者尚属鲜见。故此,本文试图对张謇经济思想的发展道路,作一概括,以求抛砖引玉。并作为笔者探研张謇经济思想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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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清末民初,张謇以状元身份创办经营大生企业系统而成为名噪一时的“实业大王”。对此,史学界已多有研究。但对他在广泛社会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丰富的经济思想,涉足者尚属鲜见。故此,本文试图对张謇经济思想的发展道路,作一概括,以求抛砖引玉。并作为笔者探研张謇经济思想的开端。
1988年01期 78-8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74k] [下载次数：34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6 ] |[阅读次数：1 ] - 潘君祥
<正> 基隆新式煤矿的创办 基隆煤矿的开采是在国外侵略者对我国煤矿的觊觎和国内人士开挖煤矿的倡导中逐渐冲破台湾开挖煤炭的例禁而开始的同治六年,沈葆桢较早地提出了对于我国煤炭“可否官为设厂,招彼国之精于是术者,优于廪给,购置机器,……先行试办”的建议。他认为:“于各省海口产煤名山设官煤炭厂,或即募雇洋人,用火轮法开取,酌平价值,中外均售。此举亦中国一生利之薮”,并提出了开发台湾煤炭的设想。 1870年,先是福建地方官宪派江苏候补知府胡斌会同淡水同知陈培桂等前往基隆查勘,以为“鸡笼口海港东边深澳坑等处,皆系偏僻旁山,无碍正支龙脉,亦无妨民居、田园、庐墓,堪以开采”,同意有限度的开发基隆煤矿。当时,为防止外人觊觎,规定煤洞“不许租与外人,并私相典卖”,在投资、生产、招工等方面都作了限制。所以连横又称那时为“禁约虽开,而约束尚严也。”这是一种允许一定程度的私人开采而又带有杜绝外国侵略者觊觎的做法。
1988年01期 86-9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00k] [下载次数：16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1 ] - 潘君祥
<正> 基隆新式煤矿的创办 基隆煤矿的开采是在国外侵略者对我国煤矿的觊觎和国内人士开挖煤矿的倡导中逐渐冲破台湾开挖煤炭的例禁而开始的同治六年,沈葆桢较早地提出了对于我国煤炭“可否官为设厂,招彼国之精于是术者,优于廪给,购置机器,……先行试办”的建议。他认为:“于各省海口产煤名山设官煤炭厂,或即募雇洋人,用火轮法开取,酌平价值,中外均售。此举亦中国一生利之薮”,并提出了开发台湾煤炭的设想。 1870年,先是福建地方官宪派江苏候补知府胡斌会同淡水同知陈培桂等前往基隆查勘,以为“鸡笼口海港东边深澳坑等处,皆系偏僻旁山,无碍正支龙脉,亦无妨民居、田园、庐墓,堪以开采”,同意有限度的开发基隆煤矿。当时,为防止外人觊觎,规定煤洞“不许租与外人,并私相典卖”,在投资、生产、招工等方面都作了限制。所以连横又称那时为“禁约虽开,而约束尚严也。”这是一种允许一定程度的私人开采而又带有杜绝外国侵略者觊觎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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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基隆新式煤矿的创办 基隆煤矿的开采是在国外侵略者对我国煤矿的觊觎和国内人士开挖煤矿的倡导中逐渐冲破台湾开挖煤炭的例禁而开始的同治六年,沈葆桢较早地提出了对于我国煤炭“可否官为设厂,招彼国之精于是术者,优于廪给,购置机器,……先行试办”的建议。他认为:“于各省海口产煤名山设官煤炭厂,或即募雇洋人,用火轮法开取,酌平价值,中外均售。此举亦中国一生利之薮”,并提出了开发台湾煤炭的设想。 1870年,先是福建地方官宪派江苏候补知府胡斌会同淡水同知陈培桂等前往基隆查勘,以为“鸡笼口海港东边深澳坑等处,皆系偏僻旁山,无碍正支龙脉,亦无妨民居、田园、庐墓,堪以开采”,同意有限度的开发基隆煤矿。当时,为防止外人觊觎,规定煤洞“不许租与外人,并私相典卖”,在投资、生产、招工等方面都作了限制。所以连横又称那时为“禁约虽开,而约束尚严也。”这是一种允许一定程度的私人开采而又带有杜绝外国侵略者觊觎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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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议“庸” 输庸代役的规定,在唐朝赋役中曾作为一项制度肯定下来,对此,治史者多从“减轻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徭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化”着眼,认为它能使农民较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依照农时进行生产,所以它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变化,给予较高的评价。对此,本文以为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唐朝的赋役制度,在两税法改革之前,主要以租庸调为主,但也还存在着地税、户税及各种工商杂税。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本文只将租庸调作为唐朝前期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其它各种税收暂且不论。 建立在均田制上的赋役制度,就我们现在所知,共有北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个朝代的五种制度。从政府的财政收入(指实物或货币)看,北魏、北齐、北周和隋都只有租调两项。而唐朝因为规定了可以输庸代役,则财政收入由租调两项一变而为租庸调三项。无疑,就财政收入而言,唐朝的来源比北魏、北齐、北周、隋要有利得多。从唐朝政府来说,规定输庸代役,并非为了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而是另有所图。
1988年01期 93-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0k] [下载次数：28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1 ] - 李晓路
<正> 一、议“庸” 输庸代役的规定,在唐朝赋役中曾作为一项制度肯定下来,对此,治史者多从“减轻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徭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化”着眼,认为它能使农民较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依照农时进行生产,所以它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变化,给予较高的评价。对此,本文以为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唐朝的赋役制度,在两税法改革之前,主要以租庸调为主,但也还存在着地税、户税及各种工商杂税。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本文只将租庸调作为唐朝前期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其它各种税收暂且不论。 建立在均田制上的赋役制度,就我们现在所知,共有北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个朝代的五种制度。从政府的财政收入(指实物或货币)看,北魏、北齐、北周和隋都只有租调两项。而唐朝因为规定了可以输庸代役,则财政收入由租调两项一变而为租庸调三项。无疑,就财政收入而言,唐朝的来源比北魏、北齐、北周、隋要有利得多。从唐朝政府来说,规定输庸代役,并非为了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而是另有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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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议“庸” 输庸代役的规定,在唐朝赋役中曾作为一项制度肯定下来,对此,治史者多从“减轻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徭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化”着眼,认为它能使农民较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依照农时进行生产,所以它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变化,给予较高的评价。对此,本文以为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唐朝的赋役制度,在两税法改革之前,主要以租庸调为主,但也还存在着地税、户税及各种工商杂税。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本文只将租庸调作为唐朝前期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其它各种税收暂且不论。 建立在均田制上的赋役制度,就我们现在所知,共有北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个朝代的五种制度。从政府的财政收入(指实物或货币)看,北魏、北齐、北周和隋都只有租调两项。而唐朝因为规定了可以输庸代役,则财政收入由租调两项一变而为租庸调三项。无疑,就财政收入而言,唐朝的来源比北魏、北齐、北周、隋要有利得多。从唐朝政府来说,规定输庸代役,并非为了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而是另有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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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十六 明清两代,福建有不少乡族集团,为了扩大本乡族的影响以及加强对于乡族内部的控制,往往集建有形形色色的乡有或族有的寺庙庵观等。此类寺庙,由于财产系乡族所捐给,寺庙的僧道等管理人员,对于该乡族集团往往带有较强的依附关系。一九八三年,我们在邵武县获见《樵西古潭何氏宗谱》,其中卷三记载樵西何、叶、徐、吴四姓合资修建南山善济庵,并附有一组何、叶诸姓与该庵僧人的各种关系文书,对于了解明清时期福建地区寺院经济和乡族势力的一个侧面,很有帮助。今抄录如下,以饷同好。 立议明扺兑字人僧普照、静修,原何国盛、锦标、思圣、鼎玉、周俊、又岐等,先祖施有均山寺田米十石四斗,因山门颓败,致僧觉安迁徙南山庵,将所施米数带归此庵已有年所。及至僧权一理家不守清规,将何施主所施产业盗卖一光,今何姓查明,速欲鸣官究治,僧等适值众施主敦请掌管是庵,因力劝何姓念在三宝佛上,又兼旧腊庵遭回禄,姑从宽宥,但何姓所施米数,原以斋僧供佛并奉祀祖牌,奚容盗卖?僧等不敢忘何姓善心,情将
1988年01期 95-97+10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0k] [下载次数：56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傅衣凌,陈支平
<正> 十六 明清两代,福建有不少乡族集团,为了扩大本乡族的影响以及加强对于乡族内部的控制,往往集建有形形色色的乡有或族有的寺庙庵观等。此类寺庙,由于财产系乡族所捐给,寺庙的僧道等管理人员,对于该乡族集团往往带有较强的依附关系。一九八三年,我们在邵武县获见《樵西古潭何氏宗谱》,其中卷三记载樵西何、叶、徐、吴四姓合资修建南山善济庵,并附有一组何、叶诸姓与该庵僧人的各种关系文书,对于了解明清时期福建地区寺院经济和乡族势力的一个侧面,很有帮助。今抄录如下,以饷同好。 立议明扺兑字人僧普照、静修,原何国盛、锦标、思圣、鼎玉、周俊、又岐等,先祖施有均山寺田米十石四斗,因山门颓败,致僧觉安迁徙南山庵,将所施米数带归此庵已有年所。及至僧权一理家不守清规,将何施主所施产业盗卖一光,今何姓查明,速欲鸣官究治,僧等适值众施主敦请掌管是庵,因力劝何姓念在三宝佛上,又兼旧腊庵遭回禄,姑从宽宥,但何姓所施米数,原以斋僧供佛并奉祀祖牌,奚容盗卖?僧等不敢忘何姓善心,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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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十六 明清两代,福建有不少乡族集团,为了扩大本乡族的影响以及加强对于乡族内部的控制,往往集建有形形色色的乡有或族有的寺庙庵观等。此类寺庙,由于财产系乡族所捐给,寺庙的僧道等管理人员,对于该乡族集团往往带有较强的依附关系。一九八三年,我们在邵武县获见《樵西古潭何氏宗谱》,其中卷三记载樵西何、叶、徐、吴四姓合资修建南山善济庵,并附有一组何、叶诸姓与该庵僧人的各种关系文书,对于了解明清时期福建地区寺院经济和乡族势力的一个侧面,很有帮助。今抄录如下,以饷同好。 立议明扺兑字人僧普照、静修,原何国盛、锦标、思圣、鼎玉、周俊、又岐等,先祖施有均山寺田米十石四斗,因山门颓败,致僧觉安迁徙南山庵,将所施米数带归此庵已有年所。及至僧权一理家不守清规,将何施主所施产业盗卖一光,今何姓查明,速欲鸣官究治,僧等适值众施主敦请掌管是庵,因力劝何姓念在三宝佛上,又兼旧腊庵遭回禄,姑从宽宥,但何姓所施米数,原以斋僧供佛并奉祀祖牌,奚容盗卖?僧等不敢忘何姓善心,情将
1988年01期 95-97+10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0k] [下载次数：56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朱文通
<正> 四、王氏文书 (一) 卖契 1 立卖契人许捷奎、许联奎,均因正用,烦中说合,愿将本份地一处,坐落权家屯,共计地九段,共合地五十八亩七分六厘九毛二丝九忽,出卖于王铭均名下,永远为业,言明价银八十八两一分五厘,其银同中笔下交足不欠。自立契后,如有亲族地邻争执等情,有卖主一面承管,不与买主相干。彼此各无返悔,恐后无凭,立卖契存照。(此契本系分契,按老契誊写,田老契地亩出卖甚多,又兼屡经析产,老契一纸不能各家分执营业,今立分契以凭永远为业,此契庆兴堂名下管业。) 计开地帐弓口四至注明于上。 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立。 中人:朱绍徽、刘瑞图。 国民政府财政部验契纸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廿七日,青县验。
1988年01期 98-10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8k] [下载次数：17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9 ] |[阅读次数：1 ] - 朱文通
<正> 四、王氏文书 (一) 卖契 1 立卖契人许捷奎、许联奎,均因正用,烦中说合,愿将本份地一处,坐落权家屯,共计地九段,共合地五十八亩七分六厘九毛二丝九忽,出卖于王铭均名下,永远为业,言明价银八十八两一分五厘,其银同中笔下交足不欠。自立契后,如有亲族地邻争执等情,有卖主一面承管,不与买主相干。彼此各无返悔,恐后无凭,立卖契存照。(此契本系分契,按老契誊写,田老契地亩出卖甚多,又兼屡经析产,老契一纸不能各家分执营业,今立分契以凭永远为业,此契庆兴堂名下管业。) 计开地帐弓口四至注明于上。 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立。 中人:朱绍徽、刘瑞图。 国民政府财政部验契纸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廿七日,青县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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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四、王氏文书 (一) 卖契 1 立卖契人许捷奎、许联奎,均因正用,烦中说合,愿将本份地一处,坐落权家屯,共计地九段,共合地五十八亩七分六厘九毛二丝九忽,出卖于王铭均名下,永远为业,言明价银八十八两一分五厘,其银同中笔下交足不欠。自立契后,如有亲族地邻争执等情,有卖主一面承管,不与买主相干。彼此各无返悔,恐后无凭,立卖契存照。(此契本系分契,按老契誊写,田老契地亩出卖甚多,又兼屡经析产,老契一纸不能各家分执营业,今立分契以凭永远为业,此契庆兴堂名下管业。) 计开地帐弓口四至注明于上。 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立。 中人:朱绍徽、刘瑞图。 国民政府财政部验契纸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廿七日,青县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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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1987年12月14—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厦门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中山大学历史系、东北师大明清史研究所、广东经济史学会、深圳市社联、深圳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在深圳市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共192人,提交论文129篇,其中外国及港澳地区学者的论文47篇。大会由组织委员会主任傅衣凌(厦门大学)致开幕词,韦庆远(中国人民大学)、李侃(中华书局)、章开源(华中师大)、滨岛敦俊(日本大阪大学)及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大学的领导人,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开幕式之后,采取分组报告和评议论文的方式,使全体代表都能各抒己见,畅所欲
1988年01期 102-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90k] [下载次数：16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1 ] - 关雨辰
<正> 1987年12月14—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厦门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中山大学历史系、东北师大明清史研究所、广东经济史学会、深圳市社联、深圳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在深圳市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共192人,提交论文129篇,其中外国及港澳地区学者的论文47篇。大会由组织委员会主任傅衣凌(厦门大学)致开幕词,韦庆远(中国人民大学)、李侃(中华书局)、章开源(华中师大)、滨岛敦俊(日本大阪大学)及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大学的领导人,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开幕式之后,采取分组报告和评议论文的方式,使全体代表都能各抒己见,畅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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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1987年12月14—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厦门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中山大学历史系、东北师大明清史研究所、广东经济史学会、深圳市社联、深圳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在深圳市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共192人,提交论文129篇,其中外国及港澳地区学者的论文47篇。大会由组织委员会主任傅衣凌(厦门大学)致开幕词,韦庆远(中国人民大学)、李侃(中华书局)、章开源(华中师大)、滨岛敦俊(日本大阪大学)及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大学的领导人,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开幕式之后,采取分组报告和评议论文的方式,使全体代表都能各抒己见,畅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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