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水运与社会经济

<正> 人类社会的运输活动是伴随生产活动而出现的。众所周知,在蒸汽机作为交通动力出现之前,天然河道是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条件,交通运输是以水运为主的。然而,广东在自然经济的体制下,长距离的水运,除奇珍异宝、香料等舶来品和传统的出口产品丝绸、陶瓷、漆器以外,就是专卖品盐和铁几乎没有其他的民生日用商品。客运方面,除逃避战乱的中州士民包专船南来外,一般都是货、客混杂。乘客,也只限于富商大贾和官吏,“上司往来、巡历住札及公差使客”,或战时的兵士。应该说,唐代之前,用于军事和邮传等政治目的水运量,远超于经济目的商货量。宋代之后,商品性的运输量日渐增加。然而,具有民生日用商品意义的水运,要到明代嘉、隆年间之后。

从广州爱育堂契约文书看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关系

<正> 同治辛未(1871年),广州乡绅潘云溪、潘镜波等人,建立了名曰爱育堂的慈善机构,此后曾相继购入了一批土地。从现存的爱育堂置产簿及其它的土地契约文书来看,清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买卖关系,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本文试对此作一概述,为今后的有关研究提供一点素材。 一、与土地有关的契证 珠江三角洲的形成,是历代劳动人民采取修筑堤围,与江海争地的结果。万历《新会县志》说:“象山之下,昔皆为沧海,民生其间,不为波臣者儿希,今则淤为沃壤、望不可极”。嘉庆《龙山乡志》卷首也说:“考宋元以前,山外皆海,潦水岁为忠,民作高阜而

清代湘鄂西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影响

<正> 有清一代,曾是中国社会经济开发在空间上大扩张的时期。由于受时、空社会诸因素的影响或制约,被开发地区在开发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开发所形成的经济、社会格局对此后的经济、社会进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至今仍隐约可见。考察这个时期被开发的各地区及其相关因素,可以为本地区及类似地区、待开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供必要的历史参考。

略论徽州商人与吴楚贸易

<正> 明末徽人就曾自称:“吾徽之人不讳贾,以故豪长者多游于吴越荆襄间。”可见徽商虽然“足迹常遍天下”,但其主要活动场所则不外苏浙与湖广两个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活跃在苏浙湖广的徽州商人往往并不固定在一处经商,而是往来于大江之上,奔走于吴楚之间,从事长途商品贩运活动。他们的这种商业活动,不仅使自己积累起雄厚的商业资本,而且也对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具体考察徽州商人在吴楚之间的商业活动,应该是徽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十六世纪以来中外贸易通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正> 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对西方和南洋外贸通商的发展刺激了东南沿海诸省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国内金属货币量的供应,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前提条件。研究这一特殊的历史过程,对于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吸取历史经验,坚持对外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均有裨益。

明清福建沿海农田水利制度与乡族组织

<正> 历史上的农田水利制度,不仅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且反映了农业生产过程的社会组织形式,应当成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考察明清福建沿海的农田水利制度,旨在探讨与此相关的农村社会组织。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农田水利事业的组织形式 福建沿海农田水利事业的组织形式,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办”和“民办”两种类型。在沿海各地,由于自然条件有较大的差异,农田水利工程的规模不尽相同,其组织形式也各具特色。

明清时期闽南人口的海路外流

<正> 闽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是唐宋时期河南、安徽等地汉族人民南迁的结果。但是,宋元时期,闽南人口便呈现出从海路外流的趋势,只是这种流动数量不大,且极分散,始终是一种无组织的个别的行动。到了明清时代,当封建生产关系所加给农业的种种破坏而引起农村破产的时候,闽南地区人口海路外流真正形成高潮,且趋于复杂化。因此,探讨这一时期闽南人口的海路外流,对于了解闽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不无意义。

略论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

<正> 丝织业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业行业,而浙江又是全国最为主要的丝织业基地之一。据文献和考古发掘证明,浙江的丝织生产约有四千七百余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漫长的盛衰过程,形成了丝织生产的独特模式。本文拟就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浙江丝织业的发展演变,作个粗略的概述和分析,以期对浙江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有所深入。

近代子口税制度初探

<正> 子口税特权,是近代史上列强从清政府手中攫取的诸多权益之一,是侵略者加强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的重要手段。那么,这一特权是如何被夺取的?子口税制度具体实施的情况如何?它的实施结果对我国的贸易有何影响?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子口税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子口税特权最初是针对中国国内贸易通过税而提出的。早在1840年4月,英国政府给对华谈判全权代表懿律等人的训令中就说:“中国省际货物通过税的税率过份沉重,以致消费

中央苏区商业述论

<正> 近年来,史学界及经济学界对中央苏区经济史进行了可贵的探讨,有不少论著,但对这一时期的商业情况述及甚少。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作述论。 商业是组织商品流通的一种经济形式,它是生产和消费,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不可缺少的纽带。地处农村的中央苏区,农业和手工业占绝对优势。因此,红色区域的农副产品同白色区域(敌占区)工业品(主要是布匹、食盐的、煤油、药材等)的交换,就必然形成敌我之间的尖锐的经济斗争。与此同时,苏区的商业受到奸商地富的残酷剥削。因此,中央苏区的商业经历了极为艰苦的历程。它是在激烈的革命战争和落后的农村环境中产生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前无借鉴到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发展过程。

略论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农与富农问题

<正> 近年来,党史学界就有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土地革命路线中对贫农、地主等问题作了较多论述,但对于中农与富农问题涉及尚少,且有不同看法。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谈粗浅的看法。 关于中农问题。 中共“六大”比较明确论及中农问题,指出:“联合中农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在现在革命阶段上,共产党主要的策略,应该创造建设绝对大多数被残余封建势力剥削的农民群众的统一战线,从雇农起到中农止。”因而,“在中农占多数的地方,尤不可强施‘平分土地’”,否则,“必将触犯广大的中农的利益”。

唐五代移民入蜀考

<正> 一 唐五代时期的蜀地,即大体上相当于唐代剑南道的区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地区。初唐的陈子昂说过:“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宝,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由于蜀地的富庶和较少战乱,以及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心脏地区关中,每当中原和关中一带发生动乱的时候,总是有许多移民进入蜀中。他们中有的是暂时居留,但更多的人则在蜀地定居下来,对蜀中的人口状况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蜀地情况如何,又反过来对唐五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这一历史时期中移民蜀中的情况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再析唐代官员俸料钱的财政来源

<正> 《晋阳学刊》85年第4期发表王珠文同志《关于唐代官吏俸料钱的几点意见》一文,对拙文《唐代官吏俸料钱的财政来源问题》(载《晋阳学刊》84年第5期)提出了异议,细读之后,觉得有些观点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再陈管见,以就教于诸位同志和史学界。 一、《通典》“薄赋百姓一年税钱”为开元十八年说质疑 王文在列举对比了《通典》、《旧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新唐书》贞观至开元十八年之间大多数有关公廨本钱的材料之后,断定《通典》卷35《禄秩》中所记“其后,又令薄赋百姓一年税钱”,“是开元十八年事无疑”。然而,推敲其所征引的史料,我们仍不免要发生疑问。

西汉的养马业

<正> 一、西汉养马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史上,西汉的养马是颇为兴盛的。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管理之完备,都超过其以往的历史时期。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西汉的养马在加强对外关系和繁荣社会经济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汉初年,由于秦王朝的暴政和长期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残破不堪,马的数量也大为减少。“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有的地方至匹马百金。然而,这种情况

也谈秦以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

<正> 秦以前农业劳动生产率论者颇少,郑绍昌先生的《秦以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初步估计》(见本刊1985年第1期)是篇力作。郑文从量上考查了先秦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拜读之后颇受启发,但觉得一些提法尚可进一步探讨。 郑先生以“三代田积和单产基本不变”的假设为前提,得出从夏至周、从周至秦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提高二倍的结论。事实上,这些假设很难成立。因为从夏至秦约有千余年的漫长岁月,生产力已有缓慢发展,亩产量也有了逐步提高。

吐蕃时期敦煌课麦粟文书补

<正> 伯希和藏语文献1088号(A、B、C)(前笔误为1008号),上次据洗印的照片,仅发表了B、C,漏了A,今据胶片将1008号(A)录文补迻于后: (前缺) (一) 1.刘口 2.阳苟九月廿七日罗麦四石,干麦五石,课一石五斗。 3.(冫己)保德九月廿七日罗麦三石,干麦两石,课九斗五升。粟三石五斗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七)

<正> 惠安县档案馆收藏有《惠安龙山骆氏族谱》手抄本一册,内详载明代万历年间骆氏家族与仆佃之间的纠纷始末。明末东南之奴变,乃明代农民大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碍资料未备,尚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骆氏族谱》中关于佃仆资料的发见,有助于明代后期福建奴变的研究,亦可了解到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明末奴仆地位的提高和促进奴变运动的兴起,实有着密切的联系。现按照该族谱的编排顺序,将其中有关仆佃的材料详抄如下。

沧州土地文书辑存(一)

<正>一九八三年四月底,为研究民间秘密宗教一炷香的历史,我到沧州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五月一日下午在权王庄王炳华家调查,偶然发现了王氏家族遗存的一批地契文书,大约三十件左右,全部存放在一个长方形、生满锈斑的铁盒子里;接着王炳华的弟弟又拿出他保存的文书近二十件。在征得主人同意后,我便将全部地契文书携回南开大学。在冯尔康先生的鼓励、指导下,逐一做了整理、笔录。 此后,每在调查之余,总加意搜求,至一九八四年暑期,又陆续搜集得到涂氏文书、高氏文书、张氏文书、李氏——王氏文书(在一起发现)、何氏文书等。在调查中,我边搜集边整理,先按姓氏分类,然后按契约文书的清晰程度、类别和时间先后录次。在整理过程中,严格忠实原件,力求反映每件文书的全部内容,个别有所省略。不清楚的字以□表示,不清楚而不知有几字者,以表示,不清而仍可一辨者,用□后( )内写该字表明,错、别、漏字以( )内加字注明。部分红契附件较多,附件内容并未一一全录,只择每个时期典型、清晰者各录一份,未录者加注说明。

发展中的厦门大学专门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联合实体

<正> 厦门大学的专门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古代史是全国第一批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两个专业点。长期以来,这两个专业相互渗透、结合,形成以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史学特色和教学科研联合实体。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厦门大学传统学科的历史学也重新唤发了青春。1978年,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了历史研究所;1980年,以台湾史研究室为主骨,建立了台湾研究所。1984年,建立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1985年,又和中国海关学会联合,建立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在事业发展、单位细分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和发展社会经济史学的传统和学术优势,更好地培养人才,为振兴中华、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他们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开通、健全和发展专门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古代史联合实体的网络,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自己的特色。这里,仅就这一联合实体的近况作一简介。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八七年总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