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序、跋

<正> 序 傅衣凌教授是我国当代知名的老一辈历史学家之一,他在史坛上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论著宏富、影响深远。他的著作,如《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957)、《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等,启发和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国和日本、美国许多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学者。他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发凡起例,反响不绝,由附庸而成大国,形成一个流派,对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今年是傅衣凌教授治史五十周年,为了表示后学对他的衷心祝贺和崇高敬意,同时向海内外学术界全面介绍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我从他已经出版的著作和尚待定稿问世的专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论明清时代的土地关系》之外的大量文稿中,选编了这部集子。所收文章共三十篇,起于一九三四年,止于一九八四年,定名为《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 傅衣凌教授对历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这个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以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为特征,从考察社会结构的总前提出发,探求经

试论西汉徭役制度的特点

<正> 徭役。即古史上所谓力役之征,是最高权力机关的封建政府向农民榨取的“无酬剩余劳动”。秦汉时,它包括兵役、劳役及其它杂役。西汉封建王朝的力役之征,名目繁多,办法严苛,其繁重远重于租赋。 在封建社会里,徭役普遍存在。西汉也是如此,广大劳动者身上的兵役、劳役负担相当重。 汉代徭役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劳役负担往往比兵役负担更沉重。一般地说,西汉的兵役承秦制,但也有不同:一是服役年龄逐步增大。景帝二年前,应是十七岁始傅。据秦简《编年纪》载,秦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在“今元年”,即秦始皇元年“喜傅”,正好十七年。汉初因战争频繁,也只好承秦制。刘邦“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就是证明。到了景帝二年,经济恢复,战事减

关于唐代杂徭的几个问题

<正> 《唐六典》卷三和《唐会要》卷八三记载唐代赋役制度都提到役和杂徭。役指“正役”,每丁每年劳役二十天。杂徭情况由于史文记载有阙,现在对它了解很少。有些历史著作间或提到时也是人言各殊。我撰写唐五代赋役史稿时,对杂徭已谈了些粗浅意见。其后,又得知若干不同看法。现在,不嫌浅陋和重复,再谈点个人意见,祈望得到批评与指正。 杂徭的历史渊源 杂徭在唐以前业已存在,汉魏两晋史籍中屡见“众役”、“百役”等词,反映当时役使繁杂,到了南北朝时代,正式出现了杂徭杂役的称谓。 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十一月,“诏以河南七州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之民莫能上达,遣使者观风察狱,黜陟幽明,共有鳏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复其杂徭。年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当即唐代侍丁依法免役之意。役和杂徭并列,二者并非是同一的。诏书表明,鳏寡孤贫之人此前应服杂徭,杂徭征发已是经常发生。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以攻打南齐为名,率大军自平城南下,大臣韩显宗上书请求早归,“以省诸州供帐之费,并攻专力以营洛邑,则南州免杂徭之烦。”在这

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正> 湖南地区古称“湘”或“潇湘”。汉晋时,境内诸郡隶属荆州。东晋南朝曾置湘州,辖今湖南大部分地区,隋裁并州郡、又属荆州。唐初置潭州,设潭州都督府,属江南道。广德二年(764)设湖南观察使,管潭、衡、永、道、郴、连、邵等七州,“湖南”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名称正式见于史册。唐末五代时期,马殷据有湖南七州,继而取得岳、朗、辰、沅等地,所统区域与今湖南所辖大体一致。从此,湖南的政治区域初步奠定。湖南境内河川交错,湖陂星罗,森林矿藏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生产的良好条件。从上古时期始,湖南先民就用自己的双手开发这一地区,至东汉以后,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由于自然的和社会的原因,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不能与黄河流域及长江下游地区相比,而且比之邻近的荆襄、豫章也逊一筹。至唐五代时期,社会经济则有了显著发展,并初步形成一个基本经济区。 本文拟就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其历史地位作一初步探索。

宋代福建沿海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正> 宋代福建的农业,已和吴越、蜀等先进地区并驾齐驱:“东南诸郡,饶实繁盛,”“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的记载就是一个根据。其实,就福建而言,各个区域的农业生产发展是不平衡的,山区农业的发展虽有其特点与进步,但仍难与两浙平原地区相比较。沿海平原地区则是福建农业发展最快的地区,在许多方面与两浙有共同之处,它也代表当时中国农业经济的先进水平。 (一) 宋代福建路包括一府五州二军,沿海地区指福州、泉州漳州和兴化军四地,被称为“下四州”,《宋史·地理志》载其地共有二十六县,濒海者为十六县,本文所论,即以地为主。沿海地理形势的特点,正如《三山志》概括的那样:“福、兴化、泉、漳、于一道为控带山海之国”,负山滨海是其主要特征。所负之山,大多先是丘陵,土壤为岩石风化而成的红土,继而山岳,多属高峻,“穷崖绝岭”。这就孕育了众多的河流,闽江、木兰溪、晋江、九龙江分别横贯四州,泥沙的沉积,逐渐形成了大片沃野,这里土壤粗松肥沃,适宜于耕作,在宋代以前就多被垦种,至宋代,这样造田过程还在进行,

试论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态与结构

<正> 在闽北历史上,乡族地主经济曾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根据土改时期的调查,闽北的各类乡族共有田,超过了耕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而同时期的私人地主土地,只占总耕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大致说来,至迟在清中叶前后,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规模已接近或超过私人地主经济,在地主经济结构中占居了主导地位。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地主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而且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社会阶级关系。为便于进一步的研究,本文试从所有权关系、具体用途及剥削手段三个侧面,对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略作分类,探索其形态与结构的若干特点。不妥之处,敬请批评和指正。

明代中期的城市官地租额——试析成化十七年令

<正> 《明会典》卷17《户部四》有则关于城市官地出租的记载: “成化十九年令,各处军民人等,有情愿承佃空闲官地、荒田及山场水洲者,城市官地每周一丈,长三丈,岁纳米一石;附近近郭好地,阔二丈、长五丈岁纳米一石。山场水洲,俱照旧例起科。” 《明会典》未见曾对此令进行修改的记载,说明此令至明末一直被遵行。 此则记载很少引起明史学者的重视。偶而被注意,也是作为佃耕官田收取高额地租的例证。然而,笔者对此仍颇感可疑。 先看成化年问农耕官田征收田租的情况。《成化实录》卷203记: “官庄多在河南府东光县地,管庄人征粮无度,令亩二斗,民情骚然。

清代海南黎族的土地典卖契刻

<正> 黎族现约有八十余万人,大部份聚居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黎族有悠久的历史,他们与汉族等民族一起开发了海南岛,并且发展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国以来研究黎族社会经济史,多侧重于讨论解放前尚保留在五指山中心区少数人口中的、带有若干原始公社遗存因素的合亩制。而对于明清时期已在广大黎族地区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封建制经济,则少有论及。笔者近年看到一些清代海南黎族典卖土地刻木等珍贵资料,本文即拟从分析这些刻木契约着手,从一个侧面对清代黎族社会经济做一初步探讨。 一、黎族刻木契约简介 黎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历史上常用刻木结绳等方式做为记事、通讯交往的手段。《隋书》卷三十一记:“其俚人质直尚信……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此处俚人即包括黎族。《崖州志》卷十三载,黎人“赊借,刻竹为契,刳两执之。”关于结绳尚未发见更详细的记述,刻木为契的情形则多有所见。

晚清时期我国农业的新变化

<正> 一 我国传统农业,到清代光绪年间,不论在技术体系上,还是农学体系、经营方式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我国的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迈开了第一步,具体说来,它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 在技术上:从传统技术向近代技术过渡 就农具来说,这一时期出现了从手工农具向机械的半机械的农具转变的趋向。 我国农业中应用近代机械农具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早已开始,如1880年天津有客民用机器开荒等,可以说是我国应用近代机械农具的开端。 但比较多的应用,则开始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以后。1897年浙江温州、福建福州引进制茶机进行机器制茶,浙江镇海引进抽水机进行机灌,1898年湖南、福建长乐又相继引进抽水机灌溉。自此之后,国外的近代农机具续有引进,到1908年,我国引进的西方近代农机具,计有洋犁、马耙、玉蜀黍播种器、抽水机、刈麦器、刈草器、玉蜀黍自束器及脱粒器、缫丝机、制茶机、渔轮等多种。除引进国外农具外,国内也开始创制和改良新式农具,例如:扬州铁匠制提水器,“一人运之,计每日所出水可抵十人”;常熟老农踏砻,“用二人以足踏之,可省一人(按旧砻脱谷需用三人),而出米较多三分之一”;

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

<正> 1910年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博览会,它以某种新形式体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当时农、工、商业和教育、卫生各方面均有弥足珍视的影响。本文拟对该会进行初步的介绍和评说。 (一) 南洋劝业会的发起,一般记在端方名下。但严格说来,也不尽然。1908年底,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曾饬令江宁公园办事处筹办一个植物赛会院,其目的,无非“考察种植,研究农学”,装点“新政”门面。该办事处主事的道员陈琪思想比较开通,他趁此时机,联合另一名道员严其章给端方上了个禀文,认为如果仅陈赛植物花卉,于国计民生并无大补益,不如就江南公园地界,举办一次国内博览会,“合农工商品蔚成巨观”,“求农工商业之勃兴”。 邀集一些著名绅商反复研讨,确信举办博览会有利可图,方于1908年12月给皇帝上了道奏折,正式发起召开第一次南洋劝业会。之所以用劝业会取代博览会名称,是为“暂避博览之名,俾免竭蹶之虑”。关于劝业会的目的和宗旨,奏折中提到:“专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为主意。”以后具体负责劝业会事宜的坐办陈兰薰进一步概括成三条:“一、振兴全国实业。二、建造南就市面。三、补助社会教育。”

关于无锡缫丝工业发展的几个问题

<正>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高景岳先生《无锡缫丝工业的发展和企业管理的演变》一文,读后很受启发。然对高先生文中的某些提法,仍感尚可商榷,愿提出求教于高先生。 一、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丝厂的发展问题 高先生文中提到,从1904到1919年是无锡缫丝工业的正常发展时期。我认为,把丝厂在1914—1918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年期间的发展列为正常发展时期,恐怕不适当。 中国民族资本缫丝工业与棉纺织、面粉等民族资本行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遭遇有所不同。棉纱、棉布、面粉等是生活必需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纷纷转入战时经济、日用生活品的生产受到破坏,需要进口大量的棉纱、布、面粉等,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棉纺织业和面粉业等的发展。所以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的说法。但对民族资本的缫丝工业却并非如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丝织品主要作为奢侈品和高档消费品。战争一爆发,人们首先减少的就是丝织品这类奢侈品和高档消费品的消费而代之以其他必需品。所以,在第一次

辛亥革命前的江苏民族资本

<正> 在旧中国,东北、上海和江苏省(主要是苏南地区)都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早在辛亥革命前,江苏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就比较高,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就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江苏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特点、原因及其在全国的地位等问题作一探讨。 一 江苏省是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但由于受到坚固的封建经济结构的严重阻碍,封建势力的严重摧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发展非常缓慢。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封建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十九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全省各地陆续出现,经过十几年的初步发展,到辛亥革命前,在全国已占有重要地位。其发展概况如下: 棉纺工业。1897年,由杨宗濂、杨宗瀚创办的无锡业勤纱厂是江苏省第一家近代棉纱厂。到1910年,全省共创办8家纱厂,资本额达469.4万元,占1895—1910年间全国棉纺工业新设民族资本主义纱厂资本总额的44.9％。1895—1910年间全国共办民族资

抗日战争时期安溪茶叶生产的几个侧面

<正> 福建产茶历史悠久,茶区辽阔,气候适宜,制法精巧,风味独特,质量优异,久负盛名。唐朝以后,武夷岩茶便成为福建的极品。明清以降,“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安溪靠近厦门,出口方便,茶价又较便宜,因此,武夷岩茶的市场逐渐为安溪茶所代替,安溪茶开始在福建茶叶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抗战时期,福建茶叶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主要表现在种植面积的缩小,产量、质量的下降,对外运销的停滞等方面,而安溪茶叶生产则有不同的表现。笔者通过对安溪县档案材料的调查,对抗战时期安溪产茶的几个侧面作一初步剖析。

道光朝户部银库失窃案琐谈

<正> 鸦片战争前的清代财政,向以收支有余而传世。但在战后,由于对外赔款和军费的急剧增加,这一状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本文对此不拟全面评述,只想通过对道光年间户部银库失窃一案的介绍,以对清代财政作点蠡测。 银库失窃一案发现于道光二十三年。起先由库吏盗银所引发,嗣后经刑部尚书惟勤等到库盘查,才真正暴露了问题的严重性。银库当时的帐面结余应为1218万余两,但实存白银却不足293万两,即是说短少或被盗之银达925万两以上。可以说,此时清代国库的帐面数字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真实性。 值得注意的是,惟勤等在其复奏札中还叙述了这样一种现象:新收银两无一短少,而正项(即历年结余)银两却名存实亡。也就是说,被盗银两全部集中在历年结余的那堆银子上。惟勤虽然没有分析这种现象,但这实际上却告诉我们,新收银两之所以分厘不少,不过是用来应付官样盘查罢了,而那些前朝结余却早已成了管库大臣和库役们的家私。因此有理由认为,如果这种盘查是经常进行而又认真的话,那么问题就绝不会恶化到这等地步。当然,这也和当时盛行的行贿受贿、贪污盗窃之风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 欧阳昱在他的《见闻琐录》中曾说过:“户部库银,自乾隆时和坤当国后,即未清理。库内侵蚀,子而孙,孙而子,据为家资六十余年矣。嘉庆间

一本嘉惠学林的经济资料选辑——读《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

<正> 最近有幸先读吴天颖副教授和冉光荣副教授主编的《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清样(上、下册)。读着这部巨著,深为编著者的辛劳所感动,也为经济史研究者又有一本专题史料书可读而高兴万分。 该书由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收录著名经济史专家彭泽益先生写的代序——自贡盐业发展及井灶经营的特点和吴天颖、冉光荣同志两人合写的长篇“引论”。资料部份为第一辑(凿井类)、第二辑(日份、火圈买卖及合伙类)。下册为资料的第三辑(日份、火圈租佃类)、第四辑(置笕类)、第五辑(房产、车炉及借贷、分关类)、第六辑(井、灶、笕专约类)及附录——释词及井名索引。 该书收录自贡地区各类契约、资料八百五十件,绝大部分均系第一次公开发表,其史料价值,是毫无疑义的。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目录(总第十二期至十五期,作者后之数表示期·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