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伟青
<正> 战国时期,秦国为了争取兼并战争的胜利,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时起,就十分重视督民于耕战。众所周知,发展农业生产与进行兼并战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当时的秦国则是地广人稀,为此,秦政府势必要采取一些保护“人力”的措施。以前,由于文献资料不足,我们对此不甚了然,《睡虎地蓁墓竹简》(以下简称秦简)的山土,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从秦简中,人们不难看到秦政府为了保护“人力”作了颇为详尽的规定。当然,这并非出于对劳动人民的关心,而是秦国的封建地主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和扩大其统治所必须采取的手段。本文拟对秦简有关保护“人力”的记载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1985年03期 1-6+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88k] [下载次数：25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1 ] - 张维训
<正> 一、引言 鲜卑别部拓跋氏,本是漠北草原的原始游牧部族,“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昭成皇帝什翼犍(338—376年)时,拓跋氏虽已进入建立国家的发展阶段,但他还自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弛走,逐水草而已”,仍处于游牧时代。而在太祖拓跋珪建立北魏(亦称拓跋魏)国家的过程中,特别是建国之后,拓跋氏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重要变化,即开始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这对拓跋氏社会的发展,对当时中国北方社会经济,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一转变并非一下子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道路,才得以逐步实现的。本文试就这一历史演变过程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1985年03期 7-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36k] [下载次数：59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3 ] |[阅读次数：1 ] - 鲍晓娜
<正> 根据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的户籍残卷及给田、退田、欠田文书等材料可知,唐代前期在吐鲁番地区确曾施行过“均田制”,而且是按唐令的一般狭乡标准确定各户应受田数,这一点学术界已多所论列,兹不赘述。但长期以来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迄未解决:即吐鲁番地区虽系狭乡,是按一般狭乡标准确定各户应受田数的,但政府在实际给授土地时,由于某种原因,似另有标准,而且较一般狭乡应受田标准要低得多。这个问题首先是由吐鲁番欠田文书的记载引起的,如有的人就曾估计吐鲁番地区的实际给田标准可能是一丁10亩,企图用这个办法来解释吐鲁番地区一般农户虽受田严重不足,但欠田文书所载的各户欠田数却又是寥寥数亩的矛盾现象。但是,这种估计缺乏史料根据,并不能全面地对吐鲁番欠田文书作出解释,因而很难成立;但吐鲁番地区在给授土地时另有标准,则是很可能的。在近期整理公布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资料中,发现了唐代西州地区的某种请田标准,即《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所载的《唐请地簿》及《唐侯菜园子等户佃田簿》中记载的“壹丁合得常田肆亩,部田贰亩”;“老寡人得常田贰亩,部田壹亩”的材料,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试论述如下。
1985年03期 19-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81k] [下载次数：27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1 ] - 魏娅娅
<正> 和籴制度,是我国封建时代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若上溯本源,当“始自齐管仲,魏李悝粜籴敛散之法”。春秋战国时期管仲,李悝实行的平籴,主要目的在于平抑物价,而以供军为主要目的的和籴,则始于汉武帝时期在西南夷的籴粮。籴,就其本意来说,即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政府于时价外加估收购农民的剩余生产物——主要是粮草。与历代一样,宋朝实行和籴的主要目的是保证边防州军的军储和京城官吏的俸禄,从而弥补漕运粮草的不足。与此同时,丰年收籴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平衡物价,避免因谷贱伤农的作用。 作为一项具体的经济制度,和籴在宋代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它是否达到了既定目的?它对宋代生产力的发展,是起促进抑或阻碍的作用?这些都要深入研究。笔者以为,和籴在宋代的实行,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时期里起着不同的作用。对宋代和籴制度利弊的辨析,必须放在宋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合宋代各个时期的历史情况进行分析。本着这样的宗旨,笔者试图就有宋一代和籴制度的利弊作一番粗浅的探讨。
1985年03期 27-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99k] [下载次数：48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2 ] |[阅读次数：1 ] - 汪圣铎
<正> (1) 本表为《中国古代物价细表》之一部。 (2) 本表旨在搜集和表现有关南宋粮价数据以供有关研究者参考。表内力求包容文献中所有有用数据,在制表过程中对涉及南宋史实的古籍包括正史、野史、笔记、文集等进行了广泛的查阅,同时又注意尽可能多地吸收前人已有研究成果,其中对全汉昇《南宋物价的变动》,黄序鹓《中国经济长编》、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等著作中有关,内容多有吸取。然而限于作者水平、时间仓促,此表定有不少疏漏错讹之处,有待将来完善和补充。 (3) 鉴于宋代粮价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季节差和地区差,本表力求反映这些差别,除尽可能详细地标明时、地外,又将物价依地区分为五类:1为行都附近,2为江浙地区,3为川蜀地区,4为与金元交界的京西、湖北、淮南地区,5为其他如湖南、广南、福建等地区。这一划分兼顾和北宋情况和与北宋粮价表的衔接,意在便于进行北、南宋粮价的比较研究。官府籴买、官府折算等价往往同市价有不小差距,其数据参考价值一般稍差,为精确起见,另辟第6类,以相区别。凡属一数据涉及不同地区、或官籴、官折价可能接近时,表内采取在括号内重见的办法表示。
1985年03期 38-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16k] [下载次数：51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8 ] |[阅读次数：1 ] - 唐文基
<正> 明代徭役制度极其复杂,史书记载含混不清。如《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役法定於洪武元年,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 曰均工夫。……迨造黄册成,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岁均役,十岁一更造。一岁中诸色杂目,应役者编第均之,银力从所便,曰均徭。他杂役曰杂泛。” 这段话容易使人理解作:洪武元年制定的役法,就是均工夫。迨黄册编成,役才分成三类:里甲、均徭和杂泛。如此概括明初徭役制度,显然欠精确。第一,均徭法创行于正统年间。洪武十四年黄册编成后一段时间,均徭法尚未出现。第二,杂役和均工夫同时建立,并非前者出现於后者消失之后,而且杂役、均工夫、黄册、里甲、户等之间的关系也较复杂。本文所要叙述的,就是上述二个问题。
1985年03期 53-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45k] [下载次数：51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5 ] |[阅读次数：1 ] - 陈金陵
<正> 中国封建王朝对于粮食价格之重视无过于清朝。自康熙来,逐步形成了粮价奏报制,一直延续到一九一一年清王朝的灭亡。现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已经整理的雨雪粮价类档案有宫中档、军机处录副等数以万件。如军机处录副类,道光十九年至光绪二十五年就有一万六千余件。它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清代经济史极宝贵资料。笔者近期有幸阅读了这些大量档案资料中的少量部份,仅就粮价奏报制度加以初步考察,以求教于专家与读者。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七月,一个没有地方行政之责的苏州织造李煦,作为康熙皇帝的耳目向皇帝奏《苏州得雨并报米价折》称,“目下米价亦平,粗者七钱上下,细白者九钱、一两不等。民情安堵,共庆天庥。臣无地方之责,不应凟陈,仰见皇上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之至意。敢就所知,谨以奏闻。”在这里,李煦有“臣无地方之责,不应凟陈”之词,可见那时尚无织造奏报粮价之制,未免有点“凟陈”之嫌。但李煦此举深得康熙的好评,他在硃批中写道,“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李煦禀承康熙的于“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的旨意,在十月奏“幸自七月至今,雨暘时若,目下正屈秋收,苏州地方,如前所奏,旁河田地,已获全收,腹内山田,亦得六七分收割。米价陈者如故,一两
1985年03期 63-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49k] [下载次数：68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0 ] |[阅读次数：1 ] - 刘敏
<正> 我在《试论清代商业资本的发展趋势》一文中曾指出,自身增殖是清代商业资本发展的基本趋势。主要依据是清代社会商品总量的增长必然导致商业资本的增殖。这仅仅是商业资本增殖的依据之一。因为商业资本不仅由购买商品的货币组成,“除了购买商品的货币以外,还包括经营商业所必要的劳动方面和在商人的不变资本即仓库、运输等等方面必须支出的货币”。这就是说,商业资本也同产业资本一样,由三部分构成,即固定资产(不变资本的一部分)——营业场所和仓库及自备舟车等商品运输手段;流动资金(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买入商品的资金、租赁舟车等商品运输费用和包装用品费用;可变资本——商业雇工所支付的费用。这说明,买入商品费用的增加仅仅是商业资本增殖的要素之一。下面我们以清代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为中心,来说明商品运输、商业设施、商业雇工、商品包装等费用的增加必然导致商业资本的增殖。
1985年03期 69-8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15k] [下载次数：25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9 ] |[阅读次数：1 ] - 丁日初
<正>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中,上海的资本家阶级对武装起义的策动、组织和支援,都有很大的贡献,有过积极的表现。本文将以我们初步搜集的具体材料进一步考察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时间里,上海资本家在经济领域里的实业活动,以便展示资本家阶级在革命以后的活动轨迹和资产阶级革命对近代实业发展的反作用,供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同志们参考。 一 上海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后一段时间里掀起的一股兴办实业的浪潮是跟当时的政治局势密切有关的。 辛亥革命以后,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南京临时政府积极提倡实业,它布告国民,“丕振实业”,以“增祖国之荣光,造国民之幸福”。它并制定和颁布了一些保护工商业发展的章程和则例,以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也积极宣传“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而且认为:“为今之计,欲商业兴旺,必从制造业下手”,对近代工业的发展特别予以关注。这些,无疑都会对当时正在发展中的资本家阶级的实业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
1985年03期 82-92+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42k] [下载次数：22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1 ] - 戴一峰
<正> 闽江上游山区地处福建西北隅,山区资源与农林产品素称丰饶。早在明清时代这里的商品经济就较活跃。步入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影响,国内外市场对山区资源与农林产品需求激增的刺激,山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山区初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近代闽江上游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初级市场的形成。 近代闽江上游山区初级市场的形成是与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与山区茶叶、木材、纸等大宗产品的生产和运销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区茶叶初级市场的形成。 闽江上游山区是福建主要产茶区,早在唐宋时期便以北苑、壑源之名著称天下,但其时多为贡茶,仅有少量进入流通领域。元代在这里设置官局,茶利遂为官府所垄断。“明尽革官场,捐利于民”。于是“(武夷)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随着上游山区茶叶生产与贸易的发展,到清初,茶叶初级市场业已萌生。据载,“清初茶市,以下梅为盛,星村次之”,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辆,转运不绝”。乾隆朝后,武夷茶叶成了清朝对外输出的主要货物,这大大刺激了上游山区茶业的发展。“茶市之盛、星渚为最”。?
1985年03期 93-10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11k] [下载次数：30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8 ] |[阅读次数：1 ] - 陈盛明
<正> 前言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两广总督黄宗汉的家族聚居在泉州元妙观口,人称“观口黄”。在一百年间,“观口黄”数代科举,或进入仕途,或居为乡绅,簪(亻婴)相继,飞黄腾达,是泉州的一大世家。黄宗汉的父亲黄念祖家无田地,从黄宗汉起以官途所得财富,交由长兄黄宗澄管理,经营商业(包括典当业、布局)、房地产、龙眼宅(种龙眼树的场地)以及署(?)(厕所)收租和放高利贷等,以货殖收入哺养族众,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现将“观口黄”署业契抄按类选辑如次,供研究者参考。 一、商业(4件) 1 全立约字人泉城登贤铺黄诗记,泉城登贤铺黄书记,同安厦门火烧街联美号,同安厦门内柴市街黄潜记,同安厦门双连池吴安记,盖闻裘重千金,谋成须集夫狐腋;利市三倍,置本先务于鸠赀。期全始而全终,经营罔懈。愿协心而协力,正直无私。义以相孚,此心乃堪共信。言必可复,立约尤重久要。兹者诗记等丽泽夙占,本属相声之应。财源共濬,因为同道之谋。任事归于一人,权有专属;得利分为叁拾叁股,情亦至公。即就于厦岛火烧街建立联昌号丰记生理,前往广东香港等处置办洋货,来厦销售。诗记出陆股,本银二千四百元,折库砣壹千陆百二拾两;书记出四股,本银壹千陆百
1985年03期 105-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77k] [下载次数：14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8 ] |[阅读次数：1 ] - 叶显恩
<正> 广东地处南海之滨,北枕市岭,系中国历史上的越人故地。隋唐之前,地广人稀,林木参天,薄丛莽莽,“蝮蛇蠚生,病疠多作”(《汉书·严助传》)。人皆“半羸”,“生齿不蕃”(周去非《岭外代荟》卷四)。经济发展水平远比中原落后。或刀耕而火种,或火耕而水耨。以“饭稻羹鱼”自足,顺乎自然,安于现状,对自然环境没有作能动地改造。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广东简直是一派可怖的化外生蕃的景象。 从中唐始,在中国的经济重心日渐南移的总趋势影响下,宋元时期,广东进入了初步的开发期。明清两代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明初重开会通河,大运河得以畅通;加之整顿大庾岭山路,沿赣州南下越大庾岭到两广的商路益加便畅,南北贸易更为频繁。海外贸易方面,万历之后又有较大的增进。秦汉以来就作为对外通商口岸的广州,其地位尤显重要。明代在嘉靖元年(1522年)关闭泉州、宁波市舶司,清代也在乾隆廿二年(1757年)关闭江、闽、浙三关。唯有广州未曾闭关,且于闭他关之后成为对外通商的唯一港口。本是侷促海滨的广东也一变而成为与海外通商贸易往来的便捷之区,处于浸染近代之文明,得近代风气之先的地理位置。作为广东的经济核心区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从以水稻为主的比较单一的作物逐渐改为种植品种繁多的商品性农作物,形成多种农作物组
1985年03期 113-1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13k] [下载次数：32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1 ] - 啸鸣
<正> 1985年4月10日至7月9日,根据教育部与日本学术振兴会交流协议的安排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招聘,本刊主编、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国桢赴日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学术交流。他先后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参加了“明清时代的国家与社会”、“17世纪以降东亚细亚公私文书的总合的研究”的共同研究活动,讲演《明清契约学引论》,并到大阪大学文学部、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仙台东北大学文学部进行学术访问,应邀作了学术报告。访日期间,杨国桢与日本近畿、关西、关东和东北地区的明清史学者举行多次学术座谈,还与日本史、朝鲜史学者作了中国土地契约文书与日本、朝鲜土地契约文书比较研究的讨论,利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清代江苏土地契约文书,撰写了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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