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庆远
,鲁素
<正> 一 中國封建社會在矿業政策問题上历來存在着激烈的演變 矿业,在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一种重要的生产事业。它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仅次于农业和手工业,并且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加显现其重要性。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例如铸造货币以作为流通手段,提供原料以制作各种工具、农具、兵器、火药以至生活用具器皿,往往都是离不开矿产的。《国语·齐语》载管仲的话说,美金(青铜)用来铸武器,恶金(铁)用来制农具,可见,对矿产品的利用是源远流长,久已被公认的。与此相适应的是,有愈来愈多的人口从农业逐渐转入或部分转入采矿业,有愈来愈多的人口经营或受雇于与矿业直接间接有关的官私手工业作坊和商业运输行业,从事对矿产品的冶炼、制铸、加工、运输、贩卖等等活动。矿业在社会生活和封建国家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因之,关于如何处理有关矿业的问题,如何使之最有利于各该时期统治阶级最大的利益,就必然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着更多的反映。历代封建王朝,都需要经常研讨、制定,并不断调整自己的矿业政策,这就是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有关“矿政”的议论文章、诏谕题奏,以至在各种法典则例大量充斥的原
1983年03期 1-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12k] [下载次数：93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0 ] |[阅读次数：2 ] - 杨国桢
<正> 清代浙江的土地所有关系和租佃关系,不少学者在论著中曾加涉及,但对民间文约资料,则少见研究利用。一九七三年三月,我至杭州,寓西湖畔浙江省博物馆内,蒙允获见契纸一包,时行次匆忙,仅手录数纸于笔记本中,志以备忘。迄今十载,竟无机缘前往访查,但研究兴趣并未稍减。近得刘永成同志惠赠《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一书,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刑科题本中亦有不少浙江契约录存。欣喜之余,深感清代浙江契约大有整理发表供经济史研究者利用的必要,并相信这一工作将对清代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起促进作用。特把旧日所记结合已刊乾隆刑科题本中之田契佃约资料,择要述略如次。片鳞半爪,聊资有志搜集整理研究者参考而已。 浙江素为农业经济富庶的省份。明清时代,它又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地区之一,其农村经济的变化,向为论者所注意。在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及其转移上,浙江是普遍盛行契约方式的省区。《治浙成规》卷一载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浙江布政使司告示云: 民间执业,全以契券为凭。其契载银数或百十两,或数千两,皆与现银无异。是以民间议价立契之时,必一手交银,始一手交契,从无将契券脱手付与
1983年03期 18-2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16k] [下载次数：53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3 ] |[阅读次数：1 ] - 王业键
<正> 一 五十年代及最近几年来,中国史学界对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成绩斐然。这个问题的讨论,就笔者观察所及,似一直围绕在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上。第一,资本主义何时在中国萌芽以及萌芽现象何在?第二,促成萌芽的主要因素何在?又何以萌芽现象在江南地区最为显著?第三,资本主义既在中国萌芽,为什么却又不能茁壮成长?的确地,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史上关键性的问题,值得中外史学工作者多方探讨。对于这些问题的了解,不仅能使我们认识近代以前中国经济的活力及基本阻力,而且大有助于我们体察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经济和其他部门的相互关系与影响。 关于第一个问题,虽争论很多,国内多数学者已接受了傅衣凌、刘永成等先生的看法:即在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前期约三个世纪的期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某些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我对于“资本主义萌芽”一词的使用,仍感有待商榷。但是,中国经济在这三世纪的期间呈现着空前的发展,应该是没有争论的。从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把前面三个问题稍加改换于后:(1)这三个世纪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性质如何?(2)造成这个期间商品经济空前发
1983年03期 30-39+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84k] [下载次数：235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6 ] |[阅读次数：1 ] - 伍丹戈
<正> 一、明代免除徭役的条件和专业役户的优免 在明代,人们要免除徭役负担,除了用非法的流亡方式逃避之外,就只有具备免除徭役的合法权利。徭役本来就不是人人都必需服役,一向都有免除徭役负担特权的人。最早免除徭役的记载,见之于《周礼》,叫“施舍”,秦汉以后,叫“复除”,到明代则叫“优免”。照《周礼》记载,小司徒主管徭役的“施舍”即免除,乡师、乡大夫根据应该服役和免役的标准分别编定承充徭役和免除徭役的册籍:“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募,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岁时入其书。”这里所讲的服役和免役的原则或基本精神,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都将它们继承下来,一直到明代还是这样。 《周官》规定的上述免役办法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根据生理的或身体的条件而规定的免除;第二种是根据人们的社会经济条件而规定的免除。第二种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负担有专业徭役而将一般的徭役负担免除;另一类是对于具有特殊身分、地位和
1983年03期 40-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69k] [下载次数：74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7 ] |[阅读次数：1 ] - 谢元鲁
<正> 成都是四川地区的中心城市。宋代,成都的经济十分繁荣,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主要从历史经济地理的角度,对宋代成都经济的特点,以及造成这些特点的原因,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地带的成都平原上,成都平原的范围大致包括北宋的成都府、蜀州(南宋时升为崇庆府)、嘉州(南宋时升为嘉定府)、汉州、彭州、邛州、眉州和永康军,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水源丰富,从战国时期李冰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以来,这里的农业就迅速发展,历秦汉到唐代,都是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宋代,成都平原上的水利事业继续发展,屡有兴修,都江堰的灌溉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并形成了一套管理和维修的制度。宋代的都江堰,有专门的各级官吏管理,“凡堰高下、阔狭、浅深,以至灌溉顷亩,夫役工料及监临官吏,皆注于籍,岁终计效,赏如格”。如果“检计修作不
1983年03期 55-63+1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78k] [下载次数：67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0 ] |[阅读次数：1 ] - 杨际平
<正> 关于唐代均田制下土地还授的实施问题,国内外史学界有过争论。本文拟以敦煌户籍资料为主,佐以其他文献资料,论证唐代均田制下土地还授之不果行。 (一) 现存唐代敦煌户籍资料始于七世纪后期,终于唐昭宗大顺二年(841年),而保留最多的是开元、天宝时期。这是我们研究唐代均田制土地还授实施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现存七世纪后期至天宝六载的敦煌户籍或手实,包括残缺者在内,计有六十七户,其中应、已受田情况比较清楚的有四十三户。为讨论方便起见,我们依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顺序,将各户“受田”情况列表于下:(见附表一): 从附表与户籍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问题 (1)当地虽按宽乡标准计算丁男及18岁以上中男的应受田,但各户的己受田却普遍严重不足。附表统计的43户,每户平均己受田43.4亩,仅占应受田的30.6％.从表中可以看出,己受田在各户的比例绝不相同。当时敦煌地区己受田的“分配”无论是按丁计或是按户计,都极为不均。如开元十年悬泉乡籍:郭玄昉户二丁,己受田20亩,曹仁备户也是二丁,却己受田63亩。又如天宝六载龙勒乡都乡里籍:程智意户一丁,己受田92亩;程大忠户一丁84亩;程大庆户一丁68亩;卑德意户一丁43亩。而一些多丁之户,己受用反而比单丁之户少。如程思楚户三丁,己受田79亩;杜怀
1983年03期 64-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23k] [下载次数：80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3 ] |[阅读次数：1 ] - 林其錟
<正>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立国”历史悠久的民族,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在古代世界居于先进行列;农业的发达,创造了古代中国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专门从事农业技术、农业经济、农业政策研究的农家学派,也应运而生。这个学派留下来的著作,是一份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本文试图通过对农家源流及其特点的探讨,进一步认识农家学派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 (一) 农家的出现是同农业生产的出现和发展分不开的。“神农之世……耕而食”(《庄子·盗跖》),“神农……之时,以石为兵”(《越绝书外传·记宝剑》)。这些记载同现代考古学对昂昂溪、林西、赤峰及长城附近各地细石器文化研究的结论,基本上是吻合的。结论认为,我国农耕生活,即用种植代替采集作为重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始于新石器时代的初期或中期,其初步发展则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据《诗经·大雅·生民》的记述,后稷时代已经能够用人力使谷物生得整齐,长得丰茂,禾穗又大又好,谷粒充
1983年03期 77-82+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76k] [下载次数：19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1 ] - 郑昌淦
<正> 一、关于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时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我们在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问题时,也应以此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 如何理解马克思这段极其重要的论述呢?基础同上层建筑相对而言。基础即“社会的经济结构”。而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这样理解,大概没有异议。至于生产关系的总和到底包括那些内容,理解则有所不同。有一种意见是,封建社会里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只包括封建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如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封建地主和农奴、佃农之间的阶级关系以及封建地租的剥削关系三大方面,不包括其它。 然而,在阶级社会,一般不由单一的
1983年03期 83-92+10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18k] [下载次数：35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高增德
,尹协理
<正> 一、研究中國封建社會長期 延续应以商品經濟發展缓 慢作突破口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个概念的本质涵义,应该是中国资本主义萌牙发生晚,发生以后又发展很慢。这个“晚”和“慢”不仅表现在与西欧相比的绝对时间上,而且表现在相对时间上,从而更显得资本主义萌牙发生晚与发展慢。 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是规模较大的、以商品为主要目的的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 “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资本论》第一卷358页)。这种规模较大的、以生产商品为主要目的的生产,只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途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是“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二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资本论》第三卷第373页)。这就是说,商人的大量出现,尤其是商人与商品生产的结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重要途径。
1983年03期 93-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6k] [下载次数：22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林金枝
<正> 华侨有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 在旧中国,福建华侨和全国华侨一样,不但在政治上支援和参加了祖国的革命斗争,在经济上他们在各地从事工业、农业、矿业、交通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以及房地产业的资本主义企业投资和建设,对旧福建的资本主义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收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资料,我们曾选择厦门、泉州、福州、漳州、以及晋江、南安、永春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本文就是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就近代福建华侨投资企业的发生发展变化,华侨投资企业的基本特点问题进行论述,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近代福建华侨投资企业 的发生和发展变化 福建旅居海外的华侨人数约占华侨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们对祖国和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血肉联系,由于他们在海外受尽殖民主义者的百般凌辱,成为“海外孤儿”,殷切盼望祖国繁荣富
1983年03期 97-10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31k] [下载次数：49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0 ] |[阅读次数：2 ] - 林庆元
<正> 福建船政局创办于1866年,是洋务派左宗棠奏准创办的一家近代轮船制造及其附属部件的工厂。它的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为当时全国唯一专门制造轮船的大机器工厂。这家历史悠久的工厂,在洋务运动时期对中外均有重要的联系和影响,并且起了“开中国制造之先”的作用。然而,规模如此之大的造船工厂,作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驱,却没进一步推动中国造船工业向更高阶段发展,而本身又在二十世纪初就衰落下去,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这里有必要对船政的创办及发展中的若干矛盾进行一些历史的分析,寻找其兴衰的原因。 一、近代机器工業在船政局的产生和特点:
1983年03期 106-1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49k] [下载次数：29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8 ] |[阅读次数：1 ] - 傅衣凌
,杨国桢
<正> 叶显恩同志的新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出版),是一部解剖和探讨明清两代徽州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专著,也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地方史著作。拜读一过,十分高兴。关于徽州社会经济的研究,在四十年代初我曾作过初步的探讨,日本的藤井宏教授亦有这方面的著作问世,嗣后作者如林,附庸蔚成大国。叶显恩同志的新著,则是后来居上,超越前者,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坛新添了一朵奇葩。作者采用文献资料和社会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在披阅大量丰富的徽州历史文献上,而且在搜集、访问、梳理散藏各地的徽州民间文约、帐籍上,都下了很深的功力,付出过艰巨的劳动;同时,又善于吸收社会学、地志学、人类学,统计学的研究手段,运用于历史学研究之中,借助于许多在历史文献资料上语焉不详甚至没有的各种知识,实现对一地区的典型解剖。作者在这方面的苦心钻研,使本书形成显明的独特风格。这表现在: 第一,作者把徽州明清时期的历史问题,诸如缙绅地主势力的强大,且久而未衰;商业资本的发达;宗法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宗法势力的强固;封建文化的发达;理学和礼学的盛行;佃仆制的顽固残存,一一放到徽州自古以来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加以考察,揭示其来源、性质和演变情况,从而相当准确地把握住明清时期徽州?
1983年03期 119-1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0k] [下载次数：53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 ] |[阅读次数：1 ] - 朱英
<正> 清末商会的成立,不仅为中国商业史之前所未有,而且大大扩充了资产阶级从事社会活动的政治舞台。因此,它既是近代商业史,同时又是近代政治史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关于商会的一个重要史实,即《商会简明章程》奏定颁行的具体日期在有关的论著中却说法不一,实有必要加以订正说明。 徐鼎新先生最近撰写的一篇专论商会的文章,题为《旧中国商会溯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这是迄今为止第一篇综合论述整个清末商会的论文,资料丰富,论述清楚,读后不无启发。但关于《商会简明章程》奏定颁行的日期,文中写到:“一九○三年八、九月间,新成立的商部制定和发布《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此外,施仁章先生在其所写的《清末奖励工商实业政策及其影响》(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中也说:“1903年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26条,还正式同意商人成立自己的组织——商会”。以上所说,均与史实不符。 首先看商部正式设立的日期。
1983年03期 1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0k] [下载次数：19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1 ] 下载本期数据